（一）最關心的三個地方
自己的一生剛好一半在大陸與台灣，另一半在美國中西部。大陸13年的童年淹沒在中日抗戰的烽火中；台灣10年則在清寒的眷村環境中磨練自己。40年在美國校園中的讀書與教書，那是自由、民主、開放串連成天堂般的歲月。
戰亂使我渴望和平，兩岸絕不能兵戎相見；開放使我渴望中國不再貧窮，台灣不再落後。
我的夢魘是台、中、美之間發生擦槍走火；我的夢想是三邊合作交流產生三贏。
我最關心台北、北京、華府的社會發展，以及三位領導人的願景與執行力。以整體國力而言，中美已十分接近，台灣難以相比；以經濟實力與潛力而言，台灣更是遠遠落後，令人焦慮及失落。
（二）台北與北京
母親節過後的第一個星期一工作日（5月15日），台北報紙的大條新聞是：「前瞻基礎建設今再戰，綠集中火力闖關」。同日報紙也大幅報導正在北京一帶一路建設，陸投資9000億美元，出席論壇的代表包括29個國家元首和首腦、130國各界人士、70個國際組織負責人等。
兩個首都兩樣情。一個是爭議不斷的法案要在肉搏中通過；一個是匯聚各國領袖，在協商中國主導的全球發展大戰略。
近年來我不斷苦口婆心地提倡：「家和萬事興」「家不和萬事衰」。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的國民黨，如再不能捐棄鬥爭、理性問政，同時蔡政府勇敢地把兩岸關係回歸到馬政府時代的合作交流，那麼台灣面對在國際空間的壓縮，如WHA被拒、世大運大陸不參加團體比賽等，將會接踵而來。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問：政府存在的目的倒底是什麼？它當然是要為人民—特別年輕一代—創造較多的工作、較好的待遇、較友善的發展機會。此刻捨近求遠的「南向」政策，何其曲折艱困？如「南向」有利可圖，台灣的企業，哪需要政府協助，早就去了；如無利可圖，為什麼還要去？1990年代李登輝對大陸戒急用忍，並以南向取代，結果證明：這一決策錯誤，不知傷害了多少向前衝的中小企業！
（三）美國校園
5月正是美國大學春季畢業前夕。經過漫長的冬季，春天的太陽在中西部的校園特別受到寵愛。年輕的大學生穿了T恤短褲，參加各種野餐、跳舞、音樂會的活動，實在是常見的場景。
為什麼此刻會令做了一輩子老師的我激動？50年前去美國讀書，一個州立大學（如密西根）三萬餘學生，就有室內室外的游泳池、籃球場、網球場，容納上千人的露天劇場……；更不要說圖書館、實驗室、學生宿舍等的現代化了。
50年前一個州立大學，視為必備的硬體，到了2017年的台灣，八成的大學還是不可得。台灣實在還是相對落後。
朝野兩黨對8800億元的基礎建設還在奮戰，使我不得再提醒執政黨「機會成本」的重要。
我看不清一半經費用在輕軌是多迫切；但我確信：更迫切的、更基礎的，應當是教育投資。
如果把其中一半的預算改用在相關縣市的教育扎根上，包括幼兒院、小學、國中、技職的師資、課程、設備各方面，所產生的長期效益，一定大過那些冷冰冰的軌道。
我相信：下一代子弟在教室中得到更實用的教育，遠比旅客在車廂中找到一個座位更重要。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