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文化館第四年舉辦「香港百年蛻變」圖片展覽，館方今次特意邀請了歷史學者丁新豹博士演講，題為《化危為機：50年代至70年代的香港》。
丁博士認為由50年代至70年代，正正是香港遭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後的20多年。當時的香港百廢待興，加上後來國共內戰、越戰，大量難民來港居留，為整個社會帶來一系列的不穩定因素。不過，亦正正因為這些挑戰，才促使到當時的港英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為今日香港的繁榮奠下基礎。借古鑑今，丁博士覺得今日的社會僵局與當年的社會條件不同，不可以直接比較。但他亦寄語香港未來可以一如過往︰「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由日本投降到中英聯合聲明
廿「戰前、戰後是兩個世界，港英政府和現時政府的管治手法亦是截然不同。」講題雖然是將演講的時段放在50至70年代，但更準確來說，丁博士想帶大家回顧的是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到1984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為止。
戰前的香港，是一個人口流動得非常快的社會，當年的政府說不上有什麼完備的管理政策，更談不上有什麼社會福利的思維。丁博士說︰「當年很難界定什麼人才是香港人。因為當時廣州和香港之間基本上沒有關口，兩地的人來來往往，在香港居住的人大多其實是廣州人。「當年很多廣州人在內地娶妻後就會到香港工作，賺錢養家。一來便是10多20年，大半生在香港工作，寄錢回鄉養安活兒。到兒子大了，他就會到香港接替父親的衣砵。」香港以往的南北行就是一個例子，由父到子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兒子接過父親的工作，讓老父回鄉安享晚年，自己則留在香港重覆地經歷一次父親的人生。人口流動得如此快速，政府亦自然不用制定、也制定不了什麼長遠的政策扶助他們。
不過，人口數目如此不穩的狀態很快便被日軍破解。日軍攻陷廣州，令更大量的人口湧向香港。而當香港亦淪陷以後，日軍認為香港有太多中國人，不易管理，便強制將他們遣返廣州。直至英國重光，香港的人口都大致穩定。豈料到了國共內戰，由內地到香港的人口更超從前，由1961年的300萬急增至1971年的500萬。而當時政府面對的最大問題，是這500萬的人口都是居留人口。要是不好好地安置他們，將會為社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話雖如此，但更多時侯，政府只會在問題發生後才會採取措施回應訴求。」丁博士先作一個小總結。
港英政府的被動回應
如果50年代的香港是處於戰後的重整階段，60年代可以說是香港的災難時代。天災連連，亦少不了人禍，令香港政府不得不面對社會內部的訴求。50年代來港的難民，大多都是貧窮階層，即使以往在內地有資產，亦可以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公。因此，不少的難民大多都要露宿街頭。後來的木屋和鐵皮屋雖然紓緩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問題。但到了1962年，溫黛襲港，死傷人數眾多。加上後來木屋區大火，反映市民的居住條件極為惡劣。
另一邊箱，當年湧來香港的人士中，也有很多來自寧波、無錫的廠商家。這些人看好香港的條件，帶了一批機器和技術工人來港設廠，同時利用香港大量的人口，以勞工密集的方式生產成品，再出口外地。雖然此舉令香港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棉製品輸出國。但是勞工密集的方式生產卻令不少工人心倦力疲，而聯合國亦投訴香港的工廠起用童工，損害人權。縱然這個時代出了不白手興家的創業傳期，但市民的生活條件卻未有因經濟起飛而受惠。這些不滿最終就在1966年爆發。
當時天星小輛加價五仙，引發市民發起絕食抗議及示威，事件擾嚷多日，甚至要時任總督戴麟趾實施宵禁。丁博士笑言︰「加價五仙也可以引發騷亂，可見當時的社會就像是一個火藥庫，一點就爆。」事後的調查發現，原來不少參與示威的人都不是小輪的乘客。丁博士就認為︰「參與示威的人有兩種︰一種是身受其害，另一種人則是湊熱鬧的。但我理解，如果對社會不滿，尤其是年輕人，都總要找一個途徑發洩。」
而亦正因為這些接二連三的騷亂，港英政府就在70年代開始製定了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的政策。例如1978年的九年強制性免費教育、加建醫院、制定勞工假期等。同時亦發表了《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推行十年建屋計劃等長遠政策，為香港的社會發展藍圖勾勒出輪廓。
對香港的寄語
被問到香港現時社會彌漫着一股不安的情緒，和50、60年代的香港似乎有點相似，不知當時的處理手法有沒有一些值得現時香港政府借鑑的地方？丁博士就認為大家都應該先認清現實︰香港回歸中國已是既定的事實，在這方面再多斟酌亦是無補於是，但他表示能夠理解現時香港青少年的困境。「以前是一個由無到有的年代，但現在我們什麼都有，要再找突破很，因為門檻已經太高。那些白手興家的例子真的很難再有。除非靠科技或到外國，否則很難找到突破口。」
面對一個已經飽和的社會，現時的年青人要走前人舊路，恐怕非常困難。但未來的事情無人可以百分百預料出來，丁博士唯有寄語香港未來，可以「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