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孫中山港大演講100周年 丁新豹教授：香港是國民革命搖籃〉
前文提到，孫中山先生於1887年10月入讀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期間，目睹香港無論政治制度、市政建設、衛生醫療等方面都比內地先進，因此孕育了革命的思想。
丁新豹教授說，早期香港西醫書院附設於荷李活道、鴨巴甸街交界的雅麗氏利濟醫院內，毗鄰道濟會堂。孫中山來港翌年便在公理堂受洗，並取教名「孫日新」；他在求學期間與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稔熟，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濟會堂參加禮拜，聽王煜初講道。
區鳳墀牧師替他改名「孫逸仙」
而曾為孫中山補習中文的區鳳墀牧師，亦為道濟會堂長老，更為他改名「逸仙」，從此，孫中山便以「孫逸仙」（Sun Yat-sen）之名蜚聲海內外。
羅香林教授著《國父在香港的歷史遺蹟》記載，孫中山到道濟會堂見王、區兩位牧師時，「蓋亦欲於學術及宗教乃至革命工作之進行等，為多加相討也」。甚至於1896年11月從英國寫信給區鳳墀，報告「倫敦蒙難」的經過，交情可見一斑。
孫中山在在香港求學期間，也結識不少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如楊鶴齡、陳少白、尢列、關景良等。其中，關景良是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的摯友，也是基督徒，且為養和醫院的創辦人之一。
孫中山好友關景良 不列「四大寇」
流傳甚廣的「四大寇」與關景良合照的一張相片，攝於1890年前後，地點是在雅麗氏利濟醫院三樓。照片中關景良的姿勢似不甚自然，據他憶述，拍攝過程如下：有一天下午，孫中山與尢列、楊鶴齡、陳少白正在暢談革命，關景良亦參與。眾議拍照留念，4人即在醫院3樓外廊排排坐。唯以背景為醫院之手術室，殊不雅觀。時關氏最年幼，忙着取來屏風遮擋，不一會，陽光轉暗，於是倉卒挨立4人之後拍攝云云。
關於孫中山與關景良，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白文信醫生離港返英前，孫中山與關景良等多人集資，於1889年3月31日送給他的銀杯。此杯是孫中山在香港求學時期的珍貴文物，本為白文信後人擁有，孫中山紀念館高價購得，現為該館展品。
丁新豹教授說，因為家人反對，關景良並沒有參加孫中山的革命。
香港社會面貌激發「慕西學之心」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香港，雖然「開埠」只有數十年，近代社會已經成形，例如1912年建成、象徵司法獨立的最高法院（今之終審法院）、1869年建成的香港首座大會堂，已設有圖書館、博物館和展覽場地，還有發鈔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這對於有「慕西學之心」的孫中山，難免會「窮天地之想」，進而「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了。至於閱讀華洋報章，了解國際動態，香港也比內地方便得多，因此，革命黨人也在香港辦報宣揚革命思想，這大概便是孫中山港大演講中說”artistic work being done without interruption”的意思。
為了這個目的，國民革命自1894年興中會成立，至1911年第11次成功的武昌起義，策動了10次失敗的武裝起義，其中4次與廣州有關，包括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1903年洪全福起義、1910年新軍起義和1911年黃花崗起義。
除了乙未廣州起義未起事已失敗外，黃花崗起義可說最為著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不僅為廣州地標、烈士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曾為學校教材，還有黃興的對聯：「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革命同志多基督徒 香江有幸埋忠骨
丁教授說，孫中山在香港認識的朋友，包括成立興中會總部時，輔仁文社的楊衢雲和謝纘泰、三合會地方首領鄭士良等。楊衢雲1901年遇刺身亡，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謝纘泰後來創辦《南華早報》；鄭士良則是1900年惠州三洲田（今屬深圳鹽田區）起義總指揮，1901年8月27日在港飲宴後暴卒，有論者疑鄭士良遭落毒。
丁教授又說，孫中山的很多革命同志是基督徒，而且埋骨香江。光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就有林護（曾加入同盟會）、馬應彪（先施公司創辦人，曾參與孫中山革命）、王煜初牧師、區鳯墀牧師、謝纘泰、李煜堂（資助孫中山及同盟會的廣東富商）、其子李自重（同盟會會員）、鄭士良等多人。
丁新豹教授也不忘提及廣州越秀山趙秀公園內的光復紀念亭，這是為紀念辛亥革命勝利和廣州旅港人士捐款支持國民革命而建的，從亭中碑記可清楚看到胡漢民、李煜堂、林護等人的名字。
至於港大的演講結束後，孫中山翌日（1923年2月21日）便離港赴穗，第三次建立政權。1924年，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下「聯俄容共」的方針，促成國共合作，成立共埔軍校，為北伐結束軍閥割據奠定基礎。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丁新豹教授總結說，孫中山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為革命百折不撓的精神。
遊子歸家：孫中山在港演講百周年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