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學宗師馮友蘭

馮友蘭先生是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和中國哲學史家。他是中國哲學的一代宗師，也是一代成功的教育家。馮先生馳騁人生的這一百年間，正是中國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最激烈、最深刻的變遷，雖然步履艱辛地，但卻驚天動地邁向繁榮的新世代。這個千年不遇的時代造就了馮先生，他也在「拼命」（馮先生語）中為這個時代作出了傑出的、傳頌千古的貢獻，成為現代社會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之集大成者，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之典型代表人物。儘管多年來各方對馮先生的評價不盡相同，但馮友蘭研究會在北京和各地的紛紛成立，馮學開始成為一種專門的研究對象。試問，在現代學者和知識分子之中，孰人能夠如此魅力四射而獲此厚待呢？！

筆者在北大求學的九年間，居住的宿舍30齋和29齋，和馮先生的住所 —— 燕南圍的三松堂，只有一牆之隔。而且，圍牆的小門常年開啓。我們去馮宅看電視甚是方便。我上了馮先生開的基礎課和選修課，能以此君為師，是我在北大最大、最有意義的收獲之一。1958年，先生和我們一道，去北京郊區黃村公社鍛鍊，一起生活和學習。到研究生階段，筆者和馮先生的弟子中國哲學史研究生同居一室（我是數理邏輯專業），時常深入討論馮先生的學說和風格。現在，重拾這些難以忘懷的有關先生的點滴與片斷，一是為了緬懷先生；二是繼續學習和發揚先生的學說、精神和品格，「願隨前薪作後薪」。

1957年9月，剛進哲學系，一切都新鮮。該系基礎雄厚，教授超強。有同學告訴我：「一位被外國人叫作『友蘭·馮』的教授特別著名。」我默記在心。在系的迎新會上，大家要求：「請馮先生講故事。」他呵呵笑了，不急不慢地說：「有個母親生了一對雙胞胎，兩兄弟長得非常相像。平時，旁人很難分得清楚。一天，兩兄弟一起去遊泳，不小心淹死了一個。另一個趕忙回家報告媽媽：『不好了，不好了！淹死了，淹死了！』母親急問：『是哪一個淹死了？』兒子回答道：『不知道淹死的是他，還是我？』」同學們哄然大笑。我聽罷暗忖：有哲學味道！後來方知，其中確實蘊涵着層次理論問題。接着，大家要求：「請鄭主任講故事。」鄭昕教授當時是哲學系主任，著名康德專家，平時和藹可親，人緣甚好。 他講了「請老師吃觀念上的『燒雞』」 的 故事 。眾人笑不出，掌聲寥落，我也不知如何附和。斯時浮現一種感覺：簡單的「唯物」「 唯心」說教，不會感人，更難以服人。

馮先生講的故事，充滿幽默和哲理。他常講的另一個精采的故事是：「有貨沒貨」 。一位秀才，憋了好幾天寫不出文章。老婆看了着急，問：「怎麼，你寫文章比我生孩子還難？」秀才說：「可不是嘛，你肚子裡有貨，我沒貨呀！」在世界上，無論做什麼事情，包括寫文章，若想成功，都需要有「真材實料」才行。

1958年9月，大躍進年代。馮友蘭先生和任繼愈、張岱年、湯一介、任華、熊偉、張世英、齊良驥、王憲鈞、李世繁、周輔成等老師，和五七級同學一道，到黃村公社蘆城大隊鍛鍊。村子裏大人、小孩奔走相告：「北大學（他們不稱我們來自北京大學）來了一個大腦袋、長鬍子的猛人！」他們耍圍觀的就是這位馮先生！在一次小組生活會上，馮先生自白說：「過去（指解放前），我不看別人批評我的文章。現在，就會看了。」表示，他隨着社會在進步。

綜合分析馮師的各方面言論和著作，我認為，他談的是如何堅持自己的學說和理論，如何對待不同的意見。他奉行的宗旨是：不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也不隨意附和別人的觀點。他敢於針對毛澤東的「實踐- 理論 – 實踐」 的公式，「樹立一個對立面」。提出認識論中還有另一公式：「理論-實踐-理論」。針對當時「否定」一切古典的潮流，提出「對古典抽象繼承法」，等等。這種學術和理論的勇氣，在當時真是難能可貴。現在，有人在談論馮先生的「瑕疵」 時， 多拿文革後期對毛的「受寵若驚」來說事。作為學生，筆者不欲委恩師之過，只想在辨明事實真偽的同時，指出那時客觀存在的兩種因素：一，毛的威望和「左」傾勢力是壓倒性的，馮師在文革和「批孔」的認識上出現了模糊的空間，分不清政治和學術在價值觀取向上的本質差異。二，更重要的，為了「逃脫」滅頂之災，爭取完成他未竟的最後著作 ——《中國哲學史新編》。

對此，女兒馮宗璞一席話作了最好的註解：「⋯⋯燒在鐵板下的火眼看愈來愈大，他想脫身，想逃脫燒烤 —— 請註意，並不是追求什麼，而是為了逃脫！ ——哪怕是暫時的。他逃脫也不是因為怕受苦，他需要時間，他需要時間寫《新編》。那時他已年近八十。我母親曾對我說，再關進牛棚，就沒有出來的日子了。他逃的辦法就是順着說。」對比哪些 「變色龍」、「牆頭草」式的政治動物和學術人士的作為，馮先生的品格要高尚得多。以「道德制高點」出發來責難馮先生，以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的投機者，其面目的確醜陋。文革後，馮先生對毛澤東的認識和評述充滿智慧，妙語連珠，我們將另章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