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復出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不失時機地抓權搶權，藉此把文革期間喪失的一切實惠撈回來，甚至要加倍償還。這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是官之常情，愈來愈放縱，鬧得民眾貼大字報抨擊、遊行抗議，搞得連鄧小平都看不下去了，於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權反腐化的約束幹部規定。鄧還坦率承認：「看來，作出這個規定稍遲了些……。上行下效，把社會風氣也帶壞了。過去我們一個黨委書記，比如一個縣委書記、一個公社黨委書記，有現在這麼大的權力嗎？沒有啊！」（《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頁）。
胡耀邦力圖解構權力學
與他的大部分同事們不一樣，胡耀邦在文革結束之際，痛苦地、系統地反思中國的權力學，得出的是另一種結論。作為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一員，胡的反思雖然不能完整發表於中國的官方媒體，還是可以從他親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論和回憶錄裏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脈絡。
胡首先不認可「文革動亂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權造反」這種似是而非論。恰恰相反，根子在於中國的權力金字塔頂層發生病變，惡化成以社會主義之名、行專制法西斯主義之實。「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為《理論動態》一篇揭露『四人幫』的文章寫的按語中說：『隨着他們權勢的擴張，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最突出的，則是農奴主的封建專制思想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法西斯思想』」（中央黨校教授沈寶詳發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談會紀要）。
整整三年之後，胡在中紀委會議上進一步抨擊文革期間「農奴主、法西斯」現象的兩大特徵：「一是個人崇拜登峰造極，達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黨內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隸。……二是『有權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權到處做壞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577頁） 。雖然這裏沒有點名，聽者和讀者都知道抨擊的矛頭指向誰。
胡耀邦在反思權力學時，還特別揭示了中國貧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胡耀邦思想年譜》，香港：泰德時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頁）。對照這幾年中國主流媒體時不時高調宣傳的「沒有國家，你什麼都不是！」之類的政治倫理觀，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覺。
胡耀邦解構權力學的思路，在他直接領導過的幾個領域裏都有實踐，儘管效果有限，還是起到了重要的進步作用。比如推動對幹部特殊化的約束規定、為歷屆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諒解北京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寬待京滬等城市高校區人民代表的自主競選、黨政分工、經濟發展規劃把「富民」置於「富國」之前、新聞工作中「人民性高於黨性」、提倡文化和意識形態管理的「民主、和諧、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並不是獨自推動這些，幸虧他在書記處有一個得力的團隊，他們都理解為什麼要冒風險做這一切。每當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壓力，他們都會設法為他分憂分壓。這就部分地彌補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機、不善謀略、待友待敵幾乎一視同仁的弱點。從當年參與這些大事件的對立派別的回憶錄裏，我們讀到，這個團隊裏最能與胡耀邦風雨同舟的人，是習仲勳、萬里、胡啟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後來感嘆：「好在有個習仲勳同志，要不然，我們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就靠他，我們才撐過了難關」（引自《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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