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胡耀邦誕辰官方紀念活動，會比過去任何一年都推出更多的報道和回憶。其實，關於這位生雖逢辰、死卻不逢辰的中共領導人，人們已經說得夠多、也寫得夠多了。撇開官方黨八股不談——胡耀邦本人很討厭黨八股，所以我們盡量不要以此來煩擾他的英靈——民間和正直的體制內人士紀念胡的文章，最大的公約數是說他是一個「好人」。筆者當然也贊同這一評價。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幾層來總結他的遺產（其實是遺憾），筆者則願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層裏面，胡耀邦是為數極少的「非典型領導人」之一。非典型在這裏是社會學經驗分析「不屬於大多數、不屬於主流類型」的意思，也就是說，胡耀邦與他的大多數經歷類似、地位相當的同事們非常不一樣。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有許多的人感謝和懷念他，有無數的人為他感嘆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數人全盤否定他。
從權力學視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為一名中共領導人，他體現的非典型素質或特徵可以列出好幾條來。限於篇幅，本文只能討論其中的一條，因為它是基礎性的，那便是他與權力學的關係。
對於整個20世紀的中共黨員尤其是幹部們來說，重視權力是理所當然的。毛澤東從1920年年底開始，就不知疲倦地開導他的青年夥伴們說，革命的目的就是奪取權力：「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注：指當時的中國政府）宇下… …。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日〈給肖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信件，《毛主席文選》，南昌：中共江西省委黨校紅色造反派總司令部編，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頁）。
毛澤東做了黨的最高領袖後，更是每日每時以權力學訓導其下屬，直至他政治鬥爭的終結階段：「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人民日報》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員會致敬電》所引語錄）。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幹部，人人都知道毛的這些教導。可是，對於他們本身來說，權力意味着什麼，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體會——有權就有了一切，無權就喪失了一切。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是絕對真理。
不過，與官方宣傳所講的大不一樣，這句名言的主語首先並不是指「我們黨」，更不是指「我國人民」，而是指具體的幹部「我本人」及其親屬。因為整個文革期間，中共並沒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執政黨。至於中國人民，本來就沒有接近過權力的邊沿，更談不上喪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數幹部卻喪失了權力，於是他們及其家屬就喪失了原先依附在權力上的一切有形無形的好處，許多人甚至喪失了至親至愛。這個從有權到無權的過程實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從中吸取充分的教訓。
胡耀邦自文革後期與他的大多數同事們一步步分道揚鑣，是從這兒開始的——胡漸漸地成了領導層中的一個非典型者。
權力的主人——抽象的、遙遠的、具體的
對於文革後復出政壇的大多數幹部來說，他們吸取的諸多教訓裏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權力」絕對不能落實，文革中幹部受盡折磨，就是讓老百姓有權造反，人民一有權中國必亂套。「黨的權力」是真的，但還是比較遙遠，因為黨是那麼龐大，層次級別那麼多，誰是黨呀？文革中大辯論最常用的質問各級幹部的話便是：「你算老幾，你能代表黨？只有毛主席為首的紅司令部才代表黨！」所以，對於各級幹部來說，黨的權力如果不落實到自己的手裏，就沒什麼實際意義。本人的權力才是最實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處也得不到。當今的中紀委巡視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體」現象（中紀委網站2015年6月16-17日公布的巡視意見），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經片片成長，儘管那時物質利益的規模相對很小。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