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否插手干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以促進經濟活動？經濟學家就此曾先後兩次深入爭辯：第一次圍繞舊工業政策，第二次則關於創新和科技政策。新舊兩次爭辯存在某些相關之處，但基本上性質不同。
舊工業政策的爭辯關乎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資源，這正是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核心概念。優勝劣敗究竟應取決於政府政策，還是任由市場規律決定？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有效分配資源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市場系統與價格機制。只有在市場失效，而社會回報率又高於資金機會成本的情況下，才應採取公共政策加以干預。
至於新的爭辯，則在於把新意念轉化為新產品，通過科技創造財富。從經濟學觀點視之，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資源，從來受制於稀缺定律，亦即「報酬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若能通過政策措施孕育新意念，就能克服此法則的局限，發掘出生產力持續增長的寶藏。要孕育有助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新意念，究竟關鍵在於政府政策抑或市場力量，是爭辯的重點。
受保護產業「嬌生慣養」
舊工業政策爭辯中的經濟政策議題，繫於規模經濟和市場失效。有論者提出，任何國家出現處於萌芽階段的行業，該國政府有必要採取政策加以保護，以免受具備規模經濟優勢的外國企業的競爭威脅；另一方面，一國新興行業亦需要時間累積經驗和發展，才能與外國企業競爭，此說即廣為人知嬰兒產業論點。
背後理據在於嬰兒產業中個別企業往往未能籌集資本，以長期累積經驗和發展，難以建立在國際市場立足所需的規模。造成市場失效，乃因資本市場不完善（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亦即嬰兒產業在集資過程障礙重重；政府透過各種資助和保護政策之類干預措施，能矯正這種市場失效的弊病。
可惜事與願違，嬰兒產業在受保護環境中「嬌生慣養」，反會變得逃避競爭，甚或逐漸變為善於游說政府的尋租者。政客和政府官員從來就不輕易承認政策失誤，有關保護政策的「臍帶」於是永難切斷。
不少發展中國家亦以嬰兒產業論點為理據，紛紛制定進口取代的保護政策。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曾建議發展中國家（亦即其服務對象）採取此一政策。從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以出口作為主導的製造業經濟體的發展，遠遠拋離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躋身第一世界經濟體，便已清楚反映此項政策如何失當。
舊工業政策所以失效，每因政府挑選企業以支持保護。企業於是不惜一切爭取入選，在甄選過程中難免滲入政治游說成分。至於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既確立企業發展成敗取決於自由市場，亦成為杜絕尋租者以游說方式左右政府施政的有效策略。
新意念助生產力增長
有關創新和科技政策的爭辯，聚焦如何促進現有及嬰兒產業的生產力增長。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芝加哥大學兩位經濟學者 Paul Romer（大學研究生）與 Robert Lucas（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各自根據不同而相關的經濟增長模式進行研究，隨後引發有關爭辯。
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有否重要角色？換句話說，政府能否維持經濟增長，力求在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變的情況下，產值亦能持續增長？根據新經濟增長模式，生產力增長之源最終來自新意念。
兩位經濟學者均視經濟成果與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皆為「事物」，有別於意念。人類藉着改良方法以重塑「事物」的力量無窮無盡，例如通過新意念，人類可以增強處理器的功率或供應鏈的效率，從而提升生產力，為盈利創造條件，最終推動經濟增長。意念的妙處，正正在於它近乎無可限量的特質。
兩位學者又都着眼於意念的效果，他們都認為除了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以外，成果乃由意念而來。人力資本投資有助發掘新意念（或學習他人意念），而新意念反過來又利於促進人力資本；二者相輔相成，成效大增。投入的人力物力即使相同，亦能事半功倍。
意念與人力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產生帶動科技進步的正能量，足以克服制約經濟成果、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事物」的報酬遞減法則，因為凡「事物」皆受制於稀缺定律。有別於「事物」，通過人類巧思構成的意念既無可限量，亦不虞匱乏。
新意念誘發新產品、發掘新市場，帶來創富的新機會，各國的發展不再受制，增長亦無止境。重塑「事物」以提升價值的途徑也無可限量，經濟增長前景亦無窮壯闊。
不過，科學探索（亦即新意念之源）本就講求機緣，而且充滿變數。要把科學意念化為科技產品，箇中的市場化過程無疑荊棘滿途，有關知識產權須加適度保障，須不慍不火，否則就難以吸引商業上可行的投資。
同行集於一地 有助交流知識
把產品或服務市場化，更須在市場推廣方面進一步創新，以滿足各地市場客戶的不同需求。從科學發現為起點，而以符合客戶需要為終點，則須各支援機構及參與其事者通力合作，才能收到預期效果。
美國矽谷及128號公路，都算是天時、地利、人和互相配合而水到渠成的成功例子；後來即使透過政府政策在其他地區依樣畫葫蘆，亦奏效者少。事實上，要悉數湊合各種有利因素代價不菲，殊不划算。
若政府有意促進創新和科技進步，又能否提供所需環境，促進產生新知識以及企業盈利，令業界發揮互惠互利的外溢效應？
根據 Michael Porter「國家競爭優勢」論的觀點，把同一行業的競爭企業集處一地，可讓同業間傳播知識，充分發揮知識外溢（spillover）效應。紡織與製衣企業聚集一處，應有助同業增長。
但 Romer 與 Lucas 兩位對知識與商業之間如何有效發揮外溢效應，卻有不同觀點。
Romer 認為相對於壟斷或近乎壟斷企業，競爭企業之間傳播知識的誘因較低，他亦不介意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或資助。政府在建設軟、硬基建，以及通過規管措施營造支援環境等方面，都可扮演積極角色。他更成為「憲章城市」發展計劃先鋒，與各地政府合作推動鄉間都市化，致力發揮新興城市潛能，加快改革進度。雖然 Romer 所提倡的策略非針對特別行業，但其策略宏圖確便於政府着手深入改革，改善現有規則及制度。
至於 Lucas，則推崇都市作家兼活躍分子 Jane Jacobs 所提出非壟斷式企業、富競爭且多元化的環境最有利知識與新意念傳播的主張。意念多元化有助發揮更有用的外溢效應。有別於 Porter 與 Romer，在 Lucas 心目中，行業多元而非單一密集是重要的。
香港須設法吸引高技術移民
Lucas 強調城市須能吸引高技術人才居住，由多元化人口建立家園，招徠各式各樣的企業。
近年來，創新與科技發展的表表者，要算是新加坡和以色列。約自1990年起，新加坡致力通過政策吸引來自海外尤其是中國的移民；以色列則因前蘇聯解體，俄羅斯對外開放，大批猶太裔俄羅斯科技和工程專才移民當地，1990至91年的移民潮，以色列人口更於兩年之內激增7.6%，大受裨益。
與香港僅一水之隔的深圳，亦因發展成創新和科技中心，且對外開放，成為宜居之地，吸引大批來自各省市的高技術和創業人才移居。若把流動人口計算在內，深圳總人口相信已逾2,000萬。
美國各市的經驗，亦足以證明企業競爭環境比壟斷的營商環境較有助經濟增長，而城市經濟多元亦比少數企業密集的形勢有利營商。由此可見，有關實證不利 Romer 的主張，而與 Lucas 和 Jacobs 的論據較為吻合。至於 Porter，其推論未至完全失誤，皆因單一行業密集式經營確能在某一時期奏效，底特律即為一例，但要持續發展，則仍須依賴企業多元化。
綜觀上述有關舊工業政策與創新和科技發展的爭辯，可見政府不但在建設軟、硬基建以促進創新活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還須在人力資本方面投資，吸引來自海外各行業的專才、促進企業多元發展，切不可加以窒礙，並避免側重發展單一行業，且須制訂、維持法規和建制。
歸根究柢，高技術專業人才是促進創新的最核心條件。香港要制訂促進創新的策略，務必從人口政策方面入手。須知香港的經濟奇蹟，亦建基於1945至1951年的外來移民潮，而非單靠積極不干預政策。
原刊於《信報》，題為〈積極不干預與創新〉，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Pixabay / 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