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發表的中國外貿數字顯示，中國11月份出口額較10月份同比增長21.1%，創自2018年2月以來最高增速。
自從今年第二季度中國開始有效控制新冠疫情而來，中國經濟已經穩步復甦。從第一季度GDP -6.8%的萎縮，到第二季度轉負為正的3.2%，以及第三季度的正增長4.9%，我們可以期待第四季度的GDP增長應該更為可觀。
外資的撤離
於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疫情正陷於最艱難的時候，當時不少的議論指出將會出現大規模的「去中國化」和「逆全球化」。這些議論亦指出大批供應鏈和大量外資公司將會撤離中國。
今年4月7日，日本政府敲定了新冠疫情緊急經濟措施，規模達108萬億日圓（約合人民幣7萬億元）。其中的「供應鏈改革」計畫中有2200億日圓（約合22億美元）將用於支援日企將生產線轉回日本國內。
4月9日，特朗普總統的最高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表示，美國政府應允許公司抵扣包括從中國遷出在內的全部支出成本，因為政府正努力振興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陷入困境的經濟。
恰巧在差不多同一時間，東風汽車集團發布公告稱，雷諾汽車將其所持有的東風雷諾50%股權轉讓給東風集團，並將雷諾的武漢工廠的全部控制權轉讓給東風。今後雷諾將停止在中國銷售雷諾品牌乘用車。
在今年4月3日的福布斯雜誌上，肯尼斯·拉波扎（KEnneth Rapoza）撰寫的一篇名為〈全球化可能止步於新冠疫情之後〉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發達經濟體將變得更加本地化，供應鏈亦將變得更加分散。同時，他警告讀者在疫情時期，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較小的新興市場中，固定資產投資正在下降，也就意味着去全球化和撤資可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
同樣，在4月3日，美國記者丹尼爾·格林菲爾德（Daniel Greenfield）在《首頁》（Front Page）雜誌上發表一篇名為《疫情將使美國偉大》的文章，他指出美國防疫將促進人口分散，減少人員流動與「再農村化」。因此，疫情在美國傳播將會促使中小企業發展並在當地出售產品，而不是任由上千種中國製造的商品充斥大型購物中心。
當時這些言論出現最高峰的時候，不單國外不少人在一起指出同樣的論調、不少國內的觀察者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學者、智庫等，亦同樣有類似的看法，彷彿「去中國化」和「逆全球化」將會在疫情後變成全球新秩序的新常態。
但事實是否如此？
外資的市場準入空間增加
於過去數年，中國政府依然堅持走多邊主義，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道路。事實上，中國對外開放特別在給予外資的市場準入方面在過去數年有加速之勢。在汽車、能源、電信和金融等領域都給予外商更多准入空間。不少外資在中國進行了重要的投資。例如，2018年有關部門決定逐步取消對汽車企業的外資所有權限制。在此背景下，特斯拉在上海建立「超級工廠」，成為中國首家外商獨資汽車製造商。自從中國政府開始放寬外資在能源領域的所有權限制，艾克森美孚和巴斯夫等大型跨國能源公司開始在中國建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外商全資化工加工廠。巨大的金融市場也在逐漸開放，這促使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於今年8月在上海設立全資互惠基金單位。
在12月8日的《亞洲時報》（Asia Times）中，一位在長期關注與中國相關業務的美國律師羅伯特·劉易斯（Robert Lewis）所寫的名為《與中國脫鉤非拜登團隊所願》一文指出（美國）與中國脫鉤在根本上不實際。中國的優勢已不再是廉價勞動力，相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正持續上升。同時，中國企業已經大大提高了自身水平。中國企業已具備組織和協調複雜的供應商網絡，管理倉儲設施以及對材料和組件進行嚴格質量把控的能力，同時逐漸能夠自主生產原本依賴進口的複雜重要零部件。舉例來說，2009年中國僅負責iPhone3G的組裝工作，僅佔材料成本3.6％。到2018年，中國將為iPhone X生產許多更複雜的組件，包括印刷電路板，電池組和相機模塊，將其在材料成本中的份額提高到25％。跨國公司已經無力承擔脫鉤的成本，中國市場龐大規模和供應網絡的成熟程度形成了強大的黏性。
在今年11月19日發布的上海美國商會的調查（針對124名在華美國企業家）中顯示，拜登當選後，53.2%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華投資計劃並不會改變，13.7%的受訪者表示將增加在華投資；在問及對2020年收入較2019年的看法時，47.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今年的收入將超過去年，而在今年7月這個數字還只有32.5%。在企業全球佈局方面，82.4%的製造業企業家表示他們在未來三年沒有將產能遷出中國的打算。
在剛發表不久的中國英國商會《商業信心調查》的報告中顯示，英國企業仍十分關注中國市場，且多數對明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 82%的受訪企業將以此為依據增加他們2021年在華投資。同時，僅3%的受訪者表示正在積極準備將中國國內的企業遷出國外。
需求端和供應端並存的地位
於過去30年間，全球化1.0在全球分工下，主要西方國家成為產品的主要需求端，而東方特別是中國成為了產品生產的主要供應端。全球化1.0為全球大部分國家地區提供了巨大的價值，儘管於某些西方國家因其奉行的新自由經濟主義並沒有將經濟利益從大企業手中充分滲透到當地社會藍領階層中，但這是這些國家本身體制和政策所導致的並非全球化本質上的問題。
隨著中國的中層階層的崛起，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亦將會形成產品需求端，同時仍然保持供應端的地位。需求和供應端同時在中國存在將形成中國的內循環，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在疫情后將仍然扮演重要的產品需求端，所以此「外循環」仍將繼續發揮作用。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逐漸落實的過程中，亞太區區域循環將會越來越重要。我們將會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2.0時代，而並非某一些人所講的「逆全球化」。
當然，在全球化2.0洪流發展之餘，局部的供應鏈「本地化」或「區域化」亦可能會出現，但始終將不會是主流。一部分企業會將採取智能分布式製造來分散風險。
對中國企業家來說，識別清楚未來中國以及全球發展態勢將非常重要，自己在作出戰略部署時更需要清晰的判斷，不應人雲亦雲。外商在中國的部署亦值得中國企業家和投資人的關注，外資可是競爭者，但亦可是合作者。未來的戰略競爭與合作在全球化2.0的場景下將會變得更為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