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又觸及香港人的傷痛。雖然30年過去了，我相信年齡超過50歲的香港人，絕不會忘記那些歲月的經歷。從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開始直至6月4日中共全面鎮壓止，在那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香港人為北京出現的大規模要求政治改革的學生運動，日夜形牽神繫；不分左中右，差不多每個人晚上，都釘着電視機的新聞報道，希望多些了解北京局勢的轉變；所有的報紙每早都搶購一空，平時少人光顧的「愛國」報紙也暢銷起來了。每個人都多買了幾份報紙，希望從多些角度認識民運事態的發展，記憶中香港人從來沒有試過這麼齊心。
5日20日總理李鵬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香港人憤怒極了，想不到中共竟然準備以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工人及老百姓。那一天，天色陰暗，日日無光，香港掛起了8號風球，全城橫風暴雨；在維多利亞公園內的圓亭周邊，摩肩接踵地擠逼地圍着數以萬計的市民，每個人都由頭到身濕透頂，水浸至膝高，然而沒人打起雨傘，主持人及其他的民家激情高喊地要求民主，「打倒李鵬」的口號。
其後，有人呼籲市民更遊行到到跑馬地新華社分社繼續示威，沿途仍有以千計的群眾加入，更有人因激憤而暈厥。翌日，香港市民為抗議北京的戒嚴，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百萬人大示威；遊行隊伍要歷時8小時才步行完結。一個星期以後，為了响應全世界華人支持北京學生的呼籲，港人再度舉行了150萬人的示威遊行。當時的英治政府更開放東區走廊給示威者行走。在個多月的過程裏，我都是一個參與者。最想不到的，鄧小平真的下了對學生及民眾格殺勿論的軍令。
由始至終，無利無名，香港人憑着良知、愛國心及同胞情支援及參加了這個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但是，30年來中共當權派一方面控制媒介，另方面誘之以利；然而，僅在數日之後，鄧小平出現在電視屏面上，巡視戒嚴部隊，輿論開始轉變。部分香港人的良知出現畸變，愛國心及同胞情也隨着北京的指揮棒而變質。此後的歲月，民間的輿論出現了種種「經濟發展論」、「外人干預論」、「學生內鬥論」及「港人派錢論」等歪論，將六四的鎮壓合理化。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海外的有關六四的着述不斷。每逢周年，報紙、刊物及社交傳媒，大量報道了當時的民運實況以及被通緝人士及當時民運人士的近況；近年來、坊間出現了種種有關六四的着述，例如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及Prisoner of the State、趙萬杼的《歷史大爆炸》、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孔捷生的《我的八九路》、吳仁華的《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等。這些報道及書籍說出了真相，給了部分香港人一次良知洗滌的好機會。
中共保守派重臨
80年代是迄今中共建政後的最開放的年代。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型態桎梏一去不返了，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所代替，老人政治退居幕後，政治改革也提上了議程，西方的各種思潮湧入了中國，數十萬的年輕學子留學外國，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共領導層顯然受到世界各國的尊重。
胡耀邦在1987年初遭撤職，預示了中共保守派重臨。
無可否認，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和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分不開的。我在30年前曾經指出經濟改革釋放了民間的「有生力量」，要求中共政權進行深層的政治改革，得罪了保守派，於是中共要殘酷鎮壓了。我寫道；「在巨大的經濟政策變化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社會心理也必然有巨大的變化。鄧小平的現代化計畫實在令到中國社會在「政社合一」的狀態中「鬆綁」出來。農業改革將農民從「土地公有」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企業改革將企業管理者從「國家公有」的制度解放出來。個體戶的出現，令中國出現了一股獨立於中共體制以外的經濟力量。黨政分開進一步削弱了中共的「認授性」。知識分子則是從毛澤東路線解放出來。在毛的時代，「政治體」和「社會體」是合一的。「社會體」完全受「政治體」操縱。但經濟改革後「社會體」已擴大，「政治體」則萎縮。「政治掛師」成為歷史陳蹟，民間力量在崛與」。（〈從學生運動到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信報月刊》1989年6月） 。而六四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學生、工人及知識分子就是這些民間力量的主體。中共依賴這些民間力量起而建政，執政後易位而處，不惜以軍隊鎮壓這些力量了。
六四是一面照妖鏡；是人是魔，無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