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逃犯條例》在時間方面有若干方面令人費解。第一，回歸不久香港和內地政府已經就逃犯移交安排展開商討，歷時20載，步伐今年初開始突然加快。第二，原本處於低調，讓特區政府以本地立法面目示人的中聯辦，5月初，王志民突然召開中聯辦領導班子會議，向駐港外交部及解放軍部隊高層，中資企業負責人，以及港區人大、政協委員，傳達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同月7至8日「全國公安工作會議」重要講話精神，全力支持修訂，立法死線估計是本月27日。
當然，最令人費解的是，當前中美貿易衝突熾熱，中國犯不着在此時此刻拉長戰線。目前看來，最合理的原因之一，強調只是之一，相信是中國經濟陷入嚴峻狀態，在制止內地資金非法外移的同時，要盡快和盡可能追回境外贓款，而香港是首個目標。
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北京大學經濟法碩士、吉林大學刑法博士林雪標在其分別題為《腐敗犯罪境外追贓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和《腐敗資產跨境追回問題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年7月）的著作中，可為上述的立論投射出若干端倪。
林雪標在書中表示，追回跨境或被移出的腐敗資產一直是內地的一個重要政策課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面臨着大規模的腐敗資本外逃，但由於充足的外匯儲備掩蓋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未能像前階段般，維持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使中國一直保持大量的外國投資流入，沒有保持較大的貿易收支盈餘，將可能導致國際支付危機，危及外商對中國的投資信心，引發投資逆轉」。
他在文中所提出令人擔憂的情況，即外資撤離和新投資金減少，加上出口盈餘和國家外匯儲備減少，正是今天中國當前經濟面對的嚴峻情況，阻止和追回每年數以千億元計的腐敗資產，逼在眉睫，不得不加快推行。
林雪標進一步表示，「即使擁有足夠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如腐敗資產發生持續地、大規模地跨境轉移，會導致國內外投資者對國內經濟和社會前景信心不足，影響到債務與經濟總量的比率，從而導致國際社會降低（腐敗）資產來源國的信用等級，增加（腐敗）資產來源國的籌資成本」。他說，這種現象的發生，使人們對金融系統與體系產生不信任感，也會影響到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香港、新加坡：腐敗資產外逃「中轉地」
他表示，一般而言，身份級別相對較低、涉案金額較小的腐敗官員，多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菲律賓、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等；身份級別高、涉案金額大的腐敗官員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等。還有一部分外逃者通過香港、新加坡中轉，利用香港、新加坡世界航空中心的地位及其居民前往英聯邦國家可實行「落地簽」的便利。
他表示，「一旦這種現象未能得以遏制，成為一股潮流，會引發一系列政治、經濟乃至法律方面的不利影響」。這包括：
- 政治的穩定。這包括導致政治合法性的削弱和政權軟化，嚴重影響了政治的穩定。
- 國家機器的運轉。腐敗跨境轉移使社會力量對政府產生嚴重不信任感，產生的裂痕和猜忌導致國家政策難以落實。
- 公共政策的制定。這包括例如資產接收國家容易挾持腐敗官員，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轉向有利這些（腐敗）資產接收國。
- 誘發和加劇國內矛盾。
- 嚴重影響國家經濟運作，包括削弱國家經濟發展物質基礎，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金融貨幣政策的績效。
- 危害法制，踐踏有罪必究原則。
在當前中美貿易和經濟戰之下，內地出現上述嚴峻經濟局面，出於各種憂慮，通過修訂《逃犯條例》以制止內地資金非法外移的同時，盡快和盡可能追回境外贓款的動因，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出於什麼考慮也好，這種《逃犯條例》的修訂，動搖了一國兩制之本以及摧毀了香港賴以繁榮的基石。
這種運動式和飲鴆止渴的立法，夾雜着其他不明和未有解釋過的政策目標，包括對言論自由、人權的限制，以及拒絕與市民大眾的溝通和排除對其他方案的考慮，是絕對不合時宜和制造無法挽回的禍端，與其對立化、極端化，擱置可換取空間，是當下最明智的決定。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