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與諸葛亮

 

把中國傳統中的章回小說如《三國演義》改編成電影並不容易，其難處就在於「章回」太多，情節複雜，人物更多不勝「拍」，搬上銀幕不如搬上螢幕——拍成電視連續劇，因為這種方式可以包羅大部分的情節和人物，娓娓道來。如果拍得用心，倒不妨作為初讀《三國演義》的視聽教材。這正是我認為年前中央電視台拍攝的84集電視連續劇可觀之處，內中連對白都用文言，也大多直接引自原著，而主要演員的造型——特別是劉備、關公、張飛和諸葛亮——也與華人文化中的「集體記憶」暗合。

 

然而電視劇顯然也有不足之處。它推不出大場面；道具、服裝和背景的歷史感和精確性也會大打折扣，反而耗資千萬的電影巨片能在這方面下足功夫，再現歷史「真實」。

 

 

不少理論家早已指出：銀幕上的「真實」其實也是一種幻象，有功力的導演大可利用這種虛構性發揮一己之所長。歷史小說也是一種虛構，《三國演義》與《三國誌》大不相同，原因自明。然而羅貫中所撰的《三國演義》卻較陳壽的《三國誌》流傳得廣，原因無他，正是章回小說的結構把歷史的段落連成一串串動人的情節，引讀者入勝，甚至作歷史的遐思。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但在改編文學作品為電影時也至關緊要，甚至比背景和道具的講究更重要。

 

 

且不說影片《赤壁》的歷史真實性（顯然虛構之處更多），但改編後的情節和形式，我認為大有問題。其他影評家早已指出周瑜和諸葛亮之間的亦友亦敵的關係被吳宇森簡化了，變成了典型的《英雄本色》惺惺相惜的俗套，因此也把原著中最重要的主題——權謀——淡化了（說到權謀和計謀，當然離不開曹操與諸葛亮）。我認為諸葛亮這個人物至關重要，他應該是《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也是赤壁之戰的幕後主使人。然而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將，和吳宇森所擅長的陽剛氣的英雄形象不合，因此在《赤壁》下集中屈居大配角，主角是武將周瑜。

 

不錯，赤壁之戰的確是吳國衛土之戰，統率大軍的是周瑜，但在小說中周瑜是比較被動的，幾乎被諸葛亮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有「三氣周瑜」的情節。有關赤壁之戰的前後幾章尤其如此，主角顯然是諸葛亮，從他舌戰群儒促成吳蜀聯盟到用計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和借東風，甚至連火燒曹操連環船的高潮，所有情節都是諸葛亮發動的；周瑜只在反間計和黃蓋的苦肉計（片中刪除）中略佔上風而已。而小說中周瑜和小喬的愛情在這幾章中全付闕如。換言之，原著中的人物關係是以「文」帶「武」，而非《水滸傳》中武夫當道的布局，原因何在？

 

 

如果從《三國演義》的寫作時代因素來推測的話，十六世紀的明朝已非武將領銜的時代，文人文化開始興起，編撰者羅貫中也非一般武俠小說的作家，他甚有歷史感，在小說中除了歌頌英雄外也表現了一種歷史視野（historical vision），這個視野在全書開頭已經點明，這部小說描述的就是由合到分、最後「三分歸一統」的過程，而這「三分」的情節顯然是比「一統」更重要。有人說羅貫中骨子裏是儒家——忠字當頭，但我看並不盡然，這又牽涉到諸葛亮所代表的價值觀問題了。

 

表面看來，諸葛亮絕對是忠臣，但他為蜀國謀劃成功了「三分」，「一統」大業卻沒有成功。從一個歷史眼光看來，他的悲劇性恰在於他的大業註定失敗，但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什麼不可為？因為他早已預知天下三分的格局，所以全書的前五十回也寫得特別精采，到了劉備死後諸葛亮輔佐少主阿斗的後半部，氣勢已盡，令後世人傳誦的只不過是他的前後「出師表」。

 

 

如果論將起來，我認為《三國演義》小說中也混雜了不少道家和易經八卦的傳統，諸葛亮觀天象而察人事，匠心獨運，所以我覺得「七星壇諸葛借東風」一節至關重要。

 

在原著中，祭東風的描寫甚至較「三江口周瑜縱火」更仔細，但吳宇森把它完全刪除了，可能是因為這段戲沒有武打，拖累劇情。不拍此段，非但把原著的主旨抽掉了一半，而且也失掉了一個表現電影視覺功能的機會。為什麼羅貫中把這段祭東風寫得如此詳細？它的象徵意義何在？我的「外行人」看法是：它恰是把三分之局的歷史，先用象徵儀式表現出來：「七星壇」祭的是天象，以七面旗代表；但「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朝夕守衛，諸葛亮上壇下壇各三次，借三日三夜的東風——這「三」的數字何其多！甚至「九」和「一百二十」也是由「三」和「四」的基數衍變而來，前者指的當然是天下三分之局，而後者似與季節有關（一年有四季），諸葛亮要「借」東風，須在深秋逆轉「天行之道」，但天命不可違，雖然借到東風，但「天下大勢」究竟還是會「分久必合」，諸葛亮在這個關鍵時刻，表面上笑着對周瑜說「天有不測風雲」，但心裏早已知道他只是盡人事罷了。

 

以上論點是我的偏見，吳宇森可以不同意，然而《赤壁》除了娛樂之外，又有何文化意義？下集拍出來的大場面除了壯觀之外，內容空洞之至，難怪名影評人林沛理在英文《瞄》（Muse）中說此片是「a spectacle of waste」（壯觀的垃圾）。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