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易手的前前後後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編按:今年為《信報》成立45周年,本社將作出一系列報道。本文為「如何打造《信報》系列」第四篇,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訪問《信報》創辦人之一駱友梅,分享創立《信報》的經歷,內容豐富,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

梁:九七之後,傳聞你們會賣盤,是真的嗎?

駱:我們對九七的猶豫,到了主權轉變的幾年間,倒把賣盤念頭按下了,因為女兒準備接手。兒子對新聞業興趣從來不大,已進了科技行業;女兒願意嘗試,我們打從心裏歡喜,可惜她後來因健康出了問題,不宜工作,幾經考慮,決定自己退休便放棄經營報館業務,或賣或「摺」。2004、05年間有兩、三個機構探盤,經考慮決定,全部股權於2006年出售,分期完成。

梁:之前有更好的賣價?

駱:是別人拋出的數字。自創報後的二、三十年間,一直有人探問收購或入股的可能性。

2006年8月8日,李澤楷以3500萬美元購入《信報》五成股份(檔案圖片)
2006年8月8日,李澤楷以3500萬美元購入《信報》五成股份(檔案圖片)

梁:記得2003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草擬立法期間,林先生很多評論都是反對的,擔心有人誤蹈法網。

駱: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其實在正常情況下,報行用不着上街表態,報紙通常也不反建制。

梁:是的,我同意,是逼不得已才不得不反。

駱:可是報界的功能也不是為了支持政府,而是要提出不同看法,指出不同問題,反對政策的不妥善,並不是反政府。可是當你發現不是同聲同氣的言論已有可能於不知不覺間被歸類為反政府行為,你怎做下去?摸不清自己做事的準則,自然是辦不到的。

林行止於2003年7月3日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分析(檔案圖片)
林行止於2003年7月3日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分析(檔案圖片)

梁:明白,所以你們發表了一篇《三十年感言》(註:2003年《信報》恰好創刊30年)。在練乙錚離開《信報》後,你找了邱翔鐘當總編輯,他之前在BBC任職,你如何認識他呢?是你主動找他,還是他自動請纓?

駱:在那之前邱先生常為《信報》寫稿,我們認識很多人,都是透過閱稿認識他們的才華,包括練乙錚和他兩位老總。

梁:你們和曹仁超關係如何呢?他說他是老闆,但我記得他好像不是創辦人之一,是後期才加入的,你們給了他百分之五的股份,對嗎?

駱:他和林先生早點相識,他是投稿到《明報晚報》。早期聽他說,他是從澳門來港,是從工廠轉到假髮公司工作,那家公司賺錢後開了股票投資公司,他在那裏工作之餘,寫稿到《信報》,刊在「思聰」欄(也是集合不止一人之力的共用筆名,為《信報》所有),那時我們上市版的數目由一版變兩版,有很多圖表走勢的資料,由幾位兼職人士包括曹志明一起來處理。他大約是在1977、78年才正式成為《信報》受薪員工,寫稿勤快,做事負責,資料數據圖表及公司業績分析等各個不同層面的內容都有他的工夫。《信報》開始賺錢後,我們邀他入股百分之五,當時承諾員工,如果公司盈利好,員工便會有不止一個月的花紅,而他就會有不超過百分之五的利潤分紅。

梁:說起來你們福利真好,又買房子租給夥計住。

駱:我們沒有租,是直接給同事住,讓他們有儲蓄首期然後自己置業的喘息機會。行內的調查,報館賺錢的時候,《信報》曾有很多年是全港記者平均薪酬最高的。

梁:說回曹仁超,九十年代時,他常出來演講,教人投資,對嗎?

駱:那是很後期,原股東快將退出的時期,曹志明以曹仁超的名義接受新城電台邀約談論投資開始的。《信報》股權易手到新公司後,投資講座和教授投資等是新公司的新猷。

梁:《信報》賣盤前,銷路是否已在下跌,或者已經沒以前那麼賺錢呢?

駱:的確沒有以前好,不過我們在賣盤前還有微利,未致虧損。

梁:有個說法是你們的銷路不好,所以曹仁超在外面辦些座談會支持報紙。

駱:不是,完全不是這回事。那些講座和研討會,都是外界拉攏合作,或是我們出售股權後的事,是新公司開發的新業務,我當時有兩年多留任報社當社長,曹志明是顧問,那是新舊公司交易的協議。正如我在之前說過,《信報》的財經內容,林先生最在意是不要讓人把她看作買賣股票的貼士報。為求態度端正,他從開始便對「思聰」、「投資者日記」專欄和曹仁超的形象看得很緊,因為「投日」的政治和社會性內容不是由曹志明一人所寫,而是有不同作者的筆墨,必須經統一文風的編輯工夫潤飾。「投日」有關股票、股市的內容,都着實是長期由曹志明執筆,站在穩陣投資的角度談股說金。轉手後的新公司作風比較進取,要把曹仁超塑造成股神,出書、開座談會、演說等等,並不是過去《信報》的作風,可也不由我提異議,因為新人事自有跟以前作風不同的想法和選擇。

梁:他後來出書,也是用以前的文章嗎?

駱:出書大概是別人找他做的,冠上曹仁超的名義將一些該欄文章結集成書,我覺得問題不大,用不着斤斤計較當中那些不是曹志明所寫的問題。可是曹志明真身亮相,以曹仁超名義在電視電台和各式訪問中,亂說《信報》過去如何如何,偏離事實的天花亂墜,太荒唐了,我曾多次勸誡無效,不能不出面澄清。

梁:有哪幾處偏離呢?

駱:譬如說他創辦《信報》經歷的一些『事蹟』、在《明報》追隨查先生的「偷師」的心得之類,其實,他從未在《明報》做過一天事,上過一日班。拍檔創辦《信報》也是子虛烏有,除了投資版的工作,他對《信報》的經營管理從無沾手,卻把過去一些我也全無記憶的人事上的瓜葛或排難解紛的曲折,說得活靈活現。

曹仁超(左)與林行止的合照(曹仁超提供)
曹仁超(左)與林行止的合照(曹仁超提供)

梁:除了「投資者日記」,有沒有其他版是他負責的?

駱:他不止負責一欄內容,而是處理很多版的資料數據和文稿,工作絕對吃重,而且全情投入,一向合作愉快。我對他不滿,始自2007年報館轉手後,他也向我不止數次自認「講大咗」,可是卻改不過來,究竟是身份意識糊塗淆混,還是新的工作需要入戲而進入新的角色,很難分說。

梁:我覺得《信報》的成功,除了你們兩夫婦外,你那班夥計也十分難得。你們是如何物色到這樣一群有才幹的人,一直工作到你們離開為止呢?

駱:可以大膽的說,《信報》真有不少同事,尤其是編採方面的人才,他們都能獨當一面。

梁:麥煒明、蕭世和、盧永雄和袁耀清等人都在《信報》工作過?

駱:對,他們都在《信報》工作過。其實豈止你提的麥煒明、游清源(袁耀清)、盧永雄 (《星島》)、陳早標(《經濟》),《明報》、《南早》和網上媒體的都有好手。《信報》早期大多聘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後來很多成了業內翹楚。我們一向喜歡透過各人的文字,認識其特色和優點,那不但對識拔人才很重要,同事感到老闆是否懂得品評,是否「識貨」更重要,也許因為自己是無甚資歷和經驗入行,明白自己是怎樣一路走來,所以深信同事們用心做好工作,往往會比當上司的事事指指點點的效果好。即使報道出錯便錯一、兩回,因為那是很快便會糾正過來,永不着氣急敗壞地打擊初入行者的信心。多留空間給同事有嘗試和發揮的機會,他們做事的信心和能力便自然顯露,而《信報》遇得上的人才也就多起來。

駱友梅於《信報》新春聯歡會與員工舉杯慶祝(灼見名家圖片)
駱友梅於《信報》新春聯歡會與員工舉杯慶祝(灼見名家圖片)

梁:你現在對《信報》的未來、郭艷明的經營手法有甚麼看法呢?你們的股份都賣清了嗎?

駱:我們的股份早已沽清,不過林先生還在《信報》繼續寫「林行止專欄」,我們對報紙的感情,無論如何是改變不了的。對於郭艷明(她是出身於早期《信報》。是一位出色俐落的年輕記者)怎樣經營,我們實在不宜置評。現在新聞的發展大都走往網絡發展,不容易找到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可是傳統文字媒體的市場已在迅速萎縮。以往紙媒,新聞是趕死線、找獨家,如今卻已經沒有奢談死線的餘裕,無論取得多獨家的新聞,放上網上不消一分鐘,已被人輕易轉載和發放。以前報上評論與事件本身總有一點距離,理解真切許有困難,但是有空間讓人客觀地審度問題。現在的社交媒體,人人可以即時反應,說新聞傳播速度驚人,評論分析不也都趕即時嗎?連新聞的當事人也可參與其中,主、客觀觀點的糾纏,跟傳統處理時事的手法和態度,沒有半點近似。現在叫我做新聞我能怎麼做呢?要達到網上出版變為賺錢維生的商機更不容易,縱使有人提到國內外有些成功賺錢的案例,我卻覺得不成氣候,當中竅門,我未看到。

梁:所以你覺得《信報》未來也會這樣走嗎?

駱:不是,我不知道。《信報》保持文字媒體是其出版事業的一環,收費的網上版已開辦多年,訂戶不少,但是是否足以持續發展?令經營空間更大,收入更穩固,我感到她還在摸索,不斷地想辦法。

梁:你對傳統媒體有甚麼看法?報紙、電台、電視會不會需要一個革命性的顛覆才能生存呢?

駱:我不相信顛覆,因為它的破壞性走在建設性之前。這個世界沒有顛覆成事這回事,傳統媒體也不會這麼快消失。

梁:有學者說2043年之後,報紙就沒有了。

駱:我不這麼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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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