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選》與香港的國學教育

香港大學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國文選》成為莘莘學子認識國學的津梁。個中情況,自然值得後人珍視。

「國學」一詞在十九世紀末以前,是專指相當於現代國立高等學校的「太學」。自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挾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摧毀兩千多年來四鄰共遵的經濟與政治秩序後,「國學」一詞才因着學者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進行反思而被賦予新的涵義。個中原因,正緣於中國傳統經學、史學等學問根本無法按西方的學科(Discipline)分類被一一切割成不同的學科。因此,學者便嘗直截了當指出「國學」有廣、狹兩義:狹義指儒學;而廣義則泛指中華民族傳統的學術文化,也就是中國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1] 香港自遭英國侵佔以來,教育當局對國學教育一直置若罔聞。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國文選》竟出人意表成為此後三十年間莘莘學子認識國學的津梁。個中情況,自然值得後人珍視。

《中國文選》的編纂背景

香港大學於1941年12月因日本侵略軍攻佔香港而停課後,直至1946年始逐步回復全面的教與學。校方始辦於1913年的香港大學入學資格考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亦同時恢復。[2] 但校方於1951年決定自1954年起跟隨英國將大學一直沿用的四年學制改為三年學制[3] ,並乘時參考英國一般證書教育考試(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的模式,為香港大學入學資格考試各科目分別於1954年及1956年設立普通程度(Ordinary Level)與高級程度(Advanced Level)考卷。[4] 各科目的考核內容自然需要校內相關學系慎重籌畫。中文科當然不容例外。

戰後復課的香港大學中文系,在系主任馬鑑(1883—1959)領導下面對人手極度短缺、全系只有全職教員兩人的困境。校方雖於一九四九年增聘曾任教金陵大學的賀光中(Ho Kuang-chung)為全職講師,並邀得原任澳大利亞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東方學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的賴歐(J.K. Rideout)接掌馬鑑於1950年2月榮休後遺下的空缺。[5] 可惜賴歐在1950年1月17日抵港不久,竟於同年2月16日因病自沉棄世。[6] 校方在委任賀光中擔任代理主任後,因賀光中決定移席澳大利亞,遂特邀原山東齊魯大學教授林仰山(Frederick Seguier Drake,1892-1974,見圖一)於1952年6月起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由於賀光中任內只新聘了羅香林(1906—1978)為中國歷史講師;是以林仰山履新後,立即增聘劉百閔(1898—1969)為中國文學講師、饒宗頤為副講師,以便迅速將學系的發展納入軌道。[7] 香港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中文科的考核內容自是他不容掉以輕心的要事。

圖一:林仰山教授
圖一:林仰山教授

《中國文選》的先行者林仰山甫上任,便約集劉百閔、饒宗頤與羅香林一起編印一種由他擔任主編、供學生應考香港大學普通程度和高級程度考試的文選。他議定劉百閔與饒宗頤負責群經、詩文、小說、戲劇的選文、解題與注解等工作,而關於史書的相關工作則由羅香林承擔。全書於1955年面世,由羅香林命名為《中國文選》。[8] 由於香港大學校方早已安排普通程度與高級程度考試分別於1954及1956年開始舉行,是以在《中國文選》成書前,校方已先為考生提供《國文參考材料》(見圖二)一書作考核的依據。[9]

圖二:《國文參考材料》封面
圖二:《國文參考材料》封面

《國文參考材料》的編纂情況今已無跡可尋,而編纂者亦無法確知何人。目前僅見的版本,封面標示出版於「一九五三」年,而編纂者姓名從略。由於當時的大學入學試都由相關的學系負責,林仰山、劉百閔、羅香林、饒宗頤雖未嘗提及編纂此書,他們卻是最有可能獨力或集體完成此工作的人選。

《中國文選》的內容與特色

《中國文選》(見圖三)於1955年8月初版,全書分為上、下兩編及附錄,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選文除附解題,略述作者生平、時代背景、主要著作、學術與文學地位外,更備有詳盡注釋,方便讀者瞭解文意。

圖三:《中國文選》封面
圖三:《中國文選》封面

如果將各選文按經、史、子、集四類區分,則上編有「經」類十二篇與「史」類兩篇,下編則有「經」類十二篇與「史」類六篇,而附錄一篇則屬「史」類。這可見「經」類佔上編幾達五分一、佔下編實略逾三分一。如果按篇章寫成的時間劃分,則上編有先秦十七篇、漢代四篇、魏兩篇、東晉一篇、北魏一篇、唐代八篇、南唐四篇、宋代十篇、元代七篇、明代三篇與清代六篇;下編則有先秦六篇、漢代七篇、魏兩篇、梁兩篇、唐代兩篇、五代一篇、宋代四篇、明代一篇、清代七篇與民國一篇;而附錄只有清代一篇。這可見編纂者要求考生《中國文選》與香港的國學教育在普通程度階段多研習歷代詩文名篇與先秦的著述;而於高級程度階段多研習經、史名著與先秦、兩漢的著述。

結語

《中國文選》的編纂是香港大學入學資格考試規限下的產物。由於編纂者的嚴謹從事,此書出版後廣受學子歡迎,面世一年多,已相繼於「一九五五年八月初版二千冊,一九五六年八月修訂初版二千五百冊,一九五六年十月修訂再版二千五百冊」。[19] 此後,此書連番重印[20] ,並配合1972年出版的《中國文選補編》(見圖四)[21] ,長期成為應考香港大學高級程度考試中文科的學生奉為圭臬的教材。它們的地位直至1985年才被1983年出版的《新編中國文選》(見圖五)取代。[22] 讀者藉着涵括經、史、子、辭賦、散文、詩、詞、曲、小說各範疇的選文與詳述各範疇發展脈絡與要項的「解題」,扼要掌握中國歷代經學史、文學史、哲學史、儒學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等的基本知識。劉百閔便嘗在《孔門五論》(見圖六)的〈序〉指出:

圖四:《中國文選補編》封面(左);圖五:《新編中國文選》封面(右)
圖四:《中國文選補編》封面(左);圖五:《新編中國文選》封面(右)

圖六:《孔門五論》封面
圖六:《孔門五論》封面

是編包括四部,亦可於中國典籍涉其籓籬。通常的國文選,僅注意及於普通文學而止,是編則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之真髓,均約略與以沾溉,則庶幾進入大學之後而有以卓然自立。[23]

這不單符合林仰山提高中文系學生程度與入學試考生水平的意願,更因此書適合大眾用作自修教材而一紙風行。[24] 劉百閔的《孔門五論》[25] 、陳禮頌的《中國文選語譯及問題詳解》、李直方的《中國文選詮要》(見圖七)與王質廬(王則潞)的《中國文選詳解》(見圖八)[26] ,都是因應《中國文選》的出版而陸續面世的副產品。由於它的內容確實豐富,兼且涵括中華民族傳統學術文化的不同層面,是以臺灣的世界書局在1961年將此書易名為《大學國文講疏》(見圖九),列為「大學用書」,供當地的大學生使用。[27] 因此,香港教育當局雖一直漠視國學教育,不少莘莘學子卻因着《中國文選》的編成而得以接受頗為全面的國學教育。這大抵應是林仰山一項意想不到的成就。

左起:圖七:《中國文選詮要》封面;圖八:《中國文選詳解》封面;圖九:《大學國文講疏》封面
左起:圖七:《中國文選詮要》封面;圖八:《中國文選詳解》封面;圖九:《大學國文講疏》封面

摘錄自《國學新視野》2017年3月春季號,獲授權發表。

圖片:《國學新視野》


註釋:
[1] 有關「國學」一名的產生、演變、內容、特點,參看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成與演進
(上)〉,載《學術月刊》,第39卷第7期(2007年7月),頁12—17;姜義華:〈近代中國「國學」的形
成與演進(下)〉,載《學術月刊》,第39卷第8期(2007年8月),頁5—12;李學勤:〈在國學熱中的
幾點思考〉,載《東岳論叢》,第30卷第6期(2009年6月),頁5—8;卞孝萱:〈國學之內涵、價值及當
代意義〉,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29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1—6。
[2] 參看Lindsay Ride : “The test of War”, in Brian Harrison (e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he first 50
years, 1911-1961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8–84;Francis Stock : “A new
beginning”, Ibid., pp.85–92.
[3] 參看Bernard Mell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n inform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8.
[4] Sir Ivor Jennings and D.W. Logan: A Report 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ptember 1953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54), p. 26;楊學為主編:《中國考試通史》,卷5(北京:首都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4年11月),頁467。
[5] 參看陳君葆(1898—1982)撰、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三:1950—1956)》(香港:商務
《中國文選》與香港的國學教育 73
印書館,2004年7月),頁8;陳君葆撰、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1941—1949)》(香
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頁624。
[6] 參看《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三:1950—1956)》,頁6、10—11。
[7] 有關林仰山與他在香港大學的貢獻,參看羅香林:〈林仰山教授與中國學術文化的關係〉(上),載《大
成》,第16期(1975年3月),頁2—8;羅香林:〈林仰山教授與中國學術文化的關係〉(下),載《大
成》,第18期(1975年5月),頁10—16;許振興:〈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載鮑紹霖等主編:《北學
南移:港臺文史哲溯源(文化卷)》(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頁175—185。
[8] 參看羅香林:〈林仰山教授與中國學術文化的關係〉(上),頁4。
[9] 香港大學編輯:《國文參考材料》,香港:香港大學,1953年。
[10] 參看同上書,〈目錄〉,不標頁碼。
[11] 同上書,〈目錄〉,不標頁碼。
[12] 同上書,頁52。
[13] 同上書,頁187。
[14] 參看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triculation Board(ed.):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ordinary level pap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4), Chinese Paper II, pp.2–5;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triculation Board(ed.):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ordinary level pap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5), Chinese Paper I & II, pp.1–3.
[15] 參看林仰山、劉百閔、羅香林、饒宗頤、吳椿主編:《中國文選》,上編(香港:香港大學,1955年8
月),〈編輯例言〉,頁1—2。
[16] 參看《中國文選》,上編,〈目錄〉,頁1—4。
[17] 參看林仰山、劉百閔、羅香林、饒宗頤、吳椿主編:《中國文選》,下編(香港:香港大學,1955年8
月),〈目錄〉,頁1—3。
[18] 參看林仰山、劉百閔、羅香林、饒宗頤、吳椿主編:《中國文選》,附錄,香港:香港大學,1955年8月。
[19] 林仰山、劉百閔、羅香林、饒宗頤、吳椿主編:《中國文選》,上編(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年10
月),封底內頁。
[20] 目前香港各大學圖書館尚藏有《中國文選》的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及一九七九年重印本。
[21] 黃六平(?—1997)、羅 烈(1918—2009)、何沛雄(1935—2013)合編:《中國文選補編》,香
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72年2月。
[22] 何沛雄, 陳炳良主編:《新編中國文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83年。
[23] 劉百閔遺著:《孔門五論》(香港:學不倦齋,1968年4月),〈序〉,不標頁碼。
[24] 參看《中國文選》,上編,〈編輯例言〉,頁1。
[25] 有關此書的內容要點、劉百閔的經學著述與經學教育特色,參看許振興:〈劉百閔的經學著述〉,載《嶺
南學報》,復刊第4輯(2015年12月),頁119—142。
[26] 陳禮頌編譯:《中國文選語譯及問題詳解》,香港:大公書局,1957年3月;李直方撰:《中國文選詮要》
(一集),香港:文理預科夜校,1964年8月;李直方撰:《中國文選詮要》(二集),香港:文理預科夜
校,1964年9月;王質廬(王則潞)撰:《中國文選詳解》,香港:喜羅印刷有限公司承印,1966年。
[27] 香港大學原選、世界書局編輯所重編:《大學國文講疏》,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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