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知識輸入推進社會進步

上文──雷鼎鳴用經濟學舌戰群雄

雷：我覺得香港的媒體是有點退化了。我由1993年開始接觸不同媒體，到現在也有一段歷史。過往我經常接受傳媒訪問，但時現在由於有點分身不暇，我就減少了一點回應。以前一天接10個電話查詢可謂等閒事，但我有一個缺點，就是話比較多，每每一個來電就要花半小時回應，所以現在沒那麼多時間，就減少回應了。

在89前後，香港有大批讀書成績很好的學生選擇入讀新聞系，我想這大概是理想主義的緣故吧。根據我自己的記憶，在90年代中，我覺得記者的平均水平較高，我說的東西，他們大多可以消化及理解，而那時候亦不會這麼容易產生誤解；然而在後期，記者的水準開始維持不了。現在的新晉記者，總體上有兩個毛病，第一就是理解力不及十多年前的那一輩，第二就是太快使用自己個人的價值觀去詮釋別人的意見。

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都有一個準則，就是在得出結論前，先要在尋找證據、在邏輯推論及分析方法方面站穩住腳，然後才加入主觀分析及道德判斷。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在發現問題的初期，就已急着要找到自己想得到的答案。現在年輕的記者，由於人脈較廣，對社會的閱歷的確會較同年紀的人廣闊一點，但可能礙於年齡問題，他們對於事情的拿揑未必完全準確，卻又會很快下了結論。而很多時候，當大家繼續討論下去，就會發現很多證據，其實與記者的想法背道而馳的。

然而，我們很多時候又未必有時間，去把所有論點由頭到尾向記者釐清一次。這個情況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很多同行（學者）都常遇到這個情況。其實不單是新聞界，而是在於整個香港均缺乏一種重要的思維方法，就是要明白科學精神的重要性。其實大學生及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不是學習了什麼知識，而是要在心態上學懂接受科學方法，在論辯的時候要講求證據，而有時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也至少要在心態上尊重科學精神。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態度，只是隨口亂說，不講證據及求證，那不論在什麼崗位也是一個問題。

雷：現在施政出問題，與知識輸入（knowledge input）當然是有點關係，但這又不全是知識輸入方面的問題。香港的施政正被很多東西困擾着，但如果純粹就學者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層面入手，我就有幾點看法。

首先，學者最好不要在政府做事，亦不要追求政府的公職或去做官，要跟政府保持一定距離。我在人生經歷中，通常不會與政府和權力走得太近。這是因為我自己是研究貪污出身的，貪污和權力是有密切的關係，權力與腐化之間又有着一點規律性，所以我自己對權力是有戒心的。如果一個人的心態是追求權力與地位，就容易會跌入一個思維陷阱之內。而另一方面，政府對於本人的了解比外面的人深，在找我們之前，他們已經大概知道我們的見解及意見會是什麼。他們很精明，在一些事情上不會尋求持相反意見的學者提供建議。

而就算是中央政府，都會明白我們的位置，希望與我們建立「和而不同」的良性關係。我們事實上只是按事說理，不是事事都會按照政府本意辦事，也不是永遠都會反對的。

雷：有時候，政府會開設一些諮詢架構，其實坦白說我們這個階層是很少有興趣的。因為那些諮詢架構大多只是義務性質，但卻會佔去我們大部分時間，實在是吃力不討好。況且，在意見出台之後，它能否發揮功能（什至會否被採納），本身就是一個未知數。我們付出的時間和心力，很大可能就會被浪費掉。所以在我的那個圈子內，大家對於這些「義工」興趣不大。

但為什麼最後仍會有人願意接受任命？這是因為有時候我們作為學者，會認為一些平台是需要我們發聲的。就以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編按：成員包括廖柏偉教授及雷鼎鳴教授等學者）為例，那個小組所處理的公共財政問題，是香港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自己對於這個議題只是有一點興趣而已，因為那並非解釋人類行為層面的議題。然而，由於議題對香港十分重要，因此本人就答應出任委員。原本這個委員會是半年內完成的，但現在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呢（笑），我想這是自己社會責任感所驅使吧。

但是我們要明白，這些「幫忙」不是代表要幫政府說什麼，財政策劃本身就是一個公共議題，關係到大家的福祉，所以學者才會願意付上自己的時間。

雷：在我與官員來往的過程中，他們給我的印象就是十分高效，一般處事方法有板有眼，不會犯下大錯，然而經常在小處上會忽略一些問題。這就需要不同界別的專家為他們好好提點一下，減低他們犯錯的機會。就以上述小組的報告為例，當日在發布後，我們收到了不同人士對報告的批評，但我們發現原來那些批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誤讀數據及背景資料而產生。在這種場合，他們有時會想學者出手，幫忙向大眾解釋——尤其是在一些數據的演繹及技術性分析方面。所以我認為，即使要與權力保持距離，但學者參與政策制訂，由不同角度出發，提供分析及建議，總會為整個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我認為所有知識輸入都是必要的，而我只是以經濟學角度提供一些意見，以防社會政策違背經濟規律。可是，由於涉及不同持份者，亦沒有單一個體的知識可以永遠適用，就增加了事情的複雜性：例如一些政策符合經濟規律，但與政治規律（例如是常有人提起的「政治正確」）有衝突，就注定是難以推行。

在這裡我們亦要注意到政策推銷者與政策分析者有本質上的分別，我自己就較喜歡以政策分析者的身份介入，提醒部分政策可能帶來的經濟後果；如果我是政策推銷者，單以經濟學出發是不夠的。

最後，雷教授特意向記者提到慎防社會撕裂的觀點：

「大概在四年前我開始在香港提起社會撕裂的警告。當時，我引用其他學者的文章作為框架，提出了一些分析。意思大概就是說，在社會兩極的人，都會設法將中間派別的人拉到自己那邊。在一件事情發生時，在兩極的雙方均會用不同方式解讀事件（左派及右派的解讀就是一個典例），然後各自向中間派說：『我們一早預言事情會如此發生。』然而，我們都知道，這些分析不會永遠正確，而若人們是理性的，就會知道不必被這些主觀詮釋誤導自己。

可惜的是，我們可以見到，香港有一些東西正在消失中，大家開始不知道如何跳出框框去看問題，開始被情緒左右自己的看法。而情緒主導的壞處就是，我們即使原本是中間分子，亦會變得容易完全相信一方的說法，而難以知道詮釋同一事件或現象的可能性。我們很多社會爭議，就是如此發生。其實，有很多事情原來是可以及早解決的。」

誠然，雷鼎鳴教授的日常評論，未必人人都會認同（看看社交網站的評論就可知一二），但他對社會撕裂的憂慮，對情緒主導分析的警告，以及有關治學及政策研究的討論，卻是我們當前值得正視的問題。讀到這裡，我相信看倌應該會問，為何沒有你們最想知道的 sound bite？愚以為，有關雷教授的「新聞」已多不勝數，我們還需要再拿着一句半句大造文章嗎？與其一而再老調重彈，何不在教授身上尋找更值得討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