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思：在永恒兩難中尋求出路

這次演講的題目是香港願景，這個題其實很闊，但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在每一個階層的香港人都想知道的。我們正走在什麼的路上？我們將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認識我的背景，其實我是一個華僑，雖然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我大部分親人都在泰國生活，太太是新加坡人，而我生意上絕大部分業務都不在香港。為何我要透露自己的背景？其實這個資料很重要。當我們每個人在看香港的情況時，大多會看得較為悲觀，彷彿處處都是問題。但每當我們去到海外，看一看別人身處的境況時，心內應該會舒服一點：我們面對的問題絕對不是香港獨有——當然香港也有自己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執政者都要面對的新挑戰。

其中最大的一項挑戰是，我們的科技令資訊及資料的傳遞更為發達，民眾對於政策的參與程度大為提高。在以往的年代，我們大概都是奉行精英主義，由一少撮人決定什麼是對整體社會有利的。但這個模式在今天，已不斷受到挑戰，很多人開始認為，他們的意見也要進入政策內（現在立法會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明白，世界上是沒有可能有達到一致共識才可以推行的項目，但這樣又是否代表要「少數服從多數」呢？以東北發展為例，即使我們大部分認為建屋是重要的，但小眾代表的異議聲音就是否不用處理呢？今天，一個號召，可能就有幾千人要包圍立法會抗議了。那政府又應該如何應對？

政府經常推出很多政策諮詢，但在參與諮詢以外的人，其實不代表都會同意某項政策的。這個宏觀改變不只在香港發生，作為政策官員，又應如何衡量這個挑戰？

我和商界不少人稔熟，商界人士的思維方式與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是投資者，沒有在香港投資的必要，香港只是他們眾多選擇之一。因此，他們看東西的角度較簡單，就是認為香港再這樣下去就不行了。如果我的身份是商界，我大概會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可惜經過了十多年的公職經驗後，當我把視角放在社區人士那裏，我又很明白他們的確是受害者。

兩難之處就是在於，單從商界角度去看事物是否可行？以前，我們主要以競爭力作出發點，因此處理問題的時候就比較簡單，但時至今日，要思考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究竟是好是壞？有人說，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全球和平穩定帶來了實際作用，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它亦為社會帶來眾多問題。十年前，我們會說，只要辦好經濟，一切的東西就有出路；但現在這個概念已開始愈來愈受質疑，漏斗概念好像已不再適用了；普羅市民好像已不太能夠在經濟發展中受惠。

我現在也不敢將「經濟好，大家好」這句話掛在口邊。當中的問題，例如貧富差距、企業被急速淘汰等等……這方面商界大多認為沒有問題，但其實這種想法只是將整個問題拋給政府及社會去處理，而這方面的問題是全球性的，也未必是有解決辦法的。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背景。正因為這樣，我常常也會跟商界人士說，我們不能夠那樣簡單地去看問題。今日香港的商界也要考慮到，即使有沒有普選，我們也要將民意作為政策的重要基礎。以往他們會覺得，為何一些簡單的議題也往往議而不決？就以三跑為例，很多商界都認為應該盡快做，我跟他們說一定要處理好海豚的問題，他們就會認為因為幾十條海豚而放棄發展是荒謬的決定。

在照顧民意方面，有很多程序需要處理，也會在多個層面受到挑戰（例如司法覆核），往往都要好幾年時間才可。香港商界對於這個情況非常不滿，質疑政府施政的效率。我們要想的是，要開始懂得在這個永恒的兩難中尋找出路。

不如又談談我現在正處理的問題。我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擔任主席，原本這個會是由政務司司長做主席，後來當局屬意找民間人士出任主席一職。當時對於是否由民間人士主理，會內出現了不同意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涉及政府內部數個大部門，所以由政府內部人士做統籌才可以有最好效果。然而，最後輾轉經過一輪人事變動後，這個委員會還是找了我來當主席。

這個委員會是做什麼的呢？不如我先談委員會。在政府的委員會，有些是實效不大的，主要都是提供意見；有些其實就是「戰場」：民間聲音無處發聲，就統統會來到這類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愈來愈難做——因為這些諮詢場合已開始變成抗議、宣示立場、甚至是故意生事的地方——也愈來愈少人願意在這些委員會「幫手」。

我身處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包括社會、經濟及環境範疇，定義相當廣闊，差不多就是所有東西都要處理就是了。我進了這個委員會後，第一個接到的項目就是有關「發水樓」的問題，當時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就「發水樓」問題，希望委員會幫忙做公眾諮詢。委員會與其他機構的最大分別，就是「由下而上」的組成方式，由參與的成員及組織代表，一起在會議內醞釀可行的方案。「發水樓」那類問題較易處理，因為當時人人都在說「發水樓」的不是，要達成共識亦會相對容易，而政府其實亦一早想處理這個問題，諮詢會是它獲取民意的一個橋樑而已。當時委員會很快就提交了52項建議給政府，政府採納了當中的51項，還迅速落實相關政策。

民意支持與政府的構思配合，當然是最理想的情況。然而，很多時候，委員會就是「你有你講，我有我講」，而政府也有自己的一套，那諮詢其實就是浪費時間。現在委員會處理的項目是一個「三煞位」，是有關垃圾徵費的問題，稍後會呈交方案，到時肯定就是等於向700萬港人開戰（眾人笑）。這其實就是深層次矛盾，處理了10多20年，還是沒有一個可行的方案。

那大家應該會想知道，委員會在這些事項上是如何運作的呢？就如之前所說，委員會是由下而上的組織，在最初期的時候，用了三、四個月時間，籌集了160人，來自環保團體、清潔公司、回收商、地區人士、學者及商界人士，包羅萬有，一起想出了一系列方案。在搜集了這些回來後，就拿去做全港諮詢。在小組開會的時候，還記得有一次，與會者一坐下，有一位環保人士就不停地叫罵。我跟他說：「之後的報告你也有份的，所以除了批評以外，也要提出具體的建議，希望可以解決問題。」這方面是與以前政府自己做諮詢最不同的地方。

我認為最後出來的那份報告是可以吸納到不同的聲音，因為最具批判力的人士，已差不多全部成為了委員會的一份子，這一層面的工夫非重要。

下文：陳智思：事不關己心態無助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