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後浪推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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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本小書，歷經海峽三岸的繁體字和簡體字版之後，竟然又要再版了。意外之餘，也不無好奇：難道還有新一代的讀者原意看？他們看這本書的居心何在？而我呢？ 是否對書中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應該有所交代？最重要的是：2004 年我從哈佛提前退休，返回香港任教，至今也有12年了，哈佛當然變了很多，我的這本書是否過時？

 

於是我不得不翻看此書的引言和結語（剛好寫於2004年年底），覺得有一個大缺陷，如今已無法補救。這本書本來就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所以學術的深度明顯不足，如今也無從著手，否則要寫一本學術性的自傳，這是一件艱巨的工作，目前我已無能為力。只好利用這個機會再做一次｢自我檢查｣和反省。

 

 

我自認這本書的第一部 （｢在哈佛求學的日子｣）比第二部 （｢在哈佛教學的日子｣）好看，因為前者或多或少描寫了我知識上的心路歷程，自認並不過時；而後者如今讀來更令我汗顏。自從我回港在中文大學任教以來，逐漸開拓了另一個學術領域，以比較文化和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大的人文題目，雖不深入，但也自得其樂。我覺得我也對得起哈佛同事對我的眷顧，雖然我提早退休（這在哈佛幾乎是離經叛道的事），但他絕對比我優越。

 

近十年來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改變了中外學界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方向的方法，不再以西方理論為圭臬（雖然他的訓練本來就是比較文學和理論），而重新厘清中國古今文學的理論傳統，並以之和西方理論像參照。我不但為他感到驕傲，而且也為哈佛深慶得人。近年來我接觸到他訓練出來的幾位高才生，更為覺得他們才華出眾。畢竟｢長江後浪推前浪｣，如此學術研究才能進步。如今哈佛的中國文學研究絕對是美國學界首屈一指。所以我自認離開這個領域的決定是對的，因為我的貢獻也只能到此，何況後繼有人。 

 

然而，近年 我莊子香港的教學經驗也頗有所得，也令我更珍惜當年在哈佛作學生時的旁聽經驗。本書中提過，我的｢狐狸型｣學問大多是在旁聽的課室中培養出來的。值得安慰的是，在香港中大我也訓練出幾位高才生（大多來自內地），其中也有人申請到哈佛作訪問學者或學生，我再三提醒他們要多旁聽其他學科的課，而不必只做專業研究。哈佛的優點正在於此，它的科系繁雜，五花八門的課和各種學術演講和座談，多不勝數，實在是一場學術｢盛宴｣， 任何去哈佛的（包括遊客）人都不可錯過。我如果年輕三十年，必會返回哈佛作旁聽生。

 

由此思之，我認為哈佛的長處就在於它相容並包，各路英雄豪傑來此聚聚一堂，切磋各種學問，變成一個學問和知識的大薈萃。有時也亂成一團，但毫無｢管理｣的痕跡，這才是第一流的大學本色，幾乎和當今香港個大學所標榜的企業管理制度背道而馳。也許，我離開十多年後，可能連哈佛也｢企業化｣了，然而從寄來的刊物報導中，我還是看到不少令我興奮的創新。總之，哈佛還是值得去的，特別是做短期的訪問。

 

 

那麼，作長期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又如何？據聞每年申請哈佛的中國學生多如過江之鯽，而哈佛校園中也到處是黃面孔，到處聽到普通話，更有不少富家貴人子弟進入哈佛校園。我對於這個現象的反應相當矛盾：一方面我也為哈佛慶倖，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是任何好大學的目標； 另一方面，我也不禁為哈佛和中國的下一代擔憂，到底有多少中國學生是真正為了求學而來，而不是｢鍍金｣？

 

我在哈佛任教時，已經看到一個令我不悅的現象：查理士河彼岸的商學院和甘迺迪行政學院，特別是後者，每年招收了大批各國官員來｢受訓｣，亞洲地區的尤多。這種｢短期訓練｣，美其名曰｢留學｣，其實和學術無關，而更近於｢公關｣，我曾為此和一位知名的哈佛學者公開決裂。因為他為這種短期訓練班沾沾自喜，認為哈佛的影響遍及全世界，各國政府和商界都有｢哈佛人｣。我的一位哈佛學生曾經戲稱甘迺迪學院是一個｢派對學院｣，幾乎每天開派對，好讓各國要員拉關係。他也許言之過激，但也不無道理。至少，在彼岸｣受訓的官員學生，本來就和｢哈佛燕京學社｣和哈佛其他研究中心每年經過嚴格遴選後請來的學者和學生，在本質上有所不同。

 

也許，全球資本化以後的大學本身也已經變了質，如果屬實，哈佛也不過浪得虛名，不值得去了，至少芝加哥大學的嚴峻學術氣氛要好得多。也許這是我的偏見。總而言之，我希望各位學子，特別是本科生，不要因哈佛之名而去申請。據聞中國內地的父母親望子女成龍，拼命要把孩子送到哈佛，我認為大可不必，還不如申請到學生較少但同樣是第一流的小大學，即所謂的｢Liberal Arts Colleges｣, 畢業後再申請到哈佛也不遲。但是到了這個階段，哈佛就不見得是唯一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