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心村說：「我也是港漂，我這個多年以後的港漂，從檔案中重構一個當年港漂者的課堂。」
我們都是港漂
這個「課堂」設在香港大學。1939年7月開始，至1942年5月結束。人物包括從上海到香港上大學的張愛玲，在大學教歷史、從英國過來的佛朗士（N.H. France），從內地到來的中文系教授許地山。
在上海，張愛玲可以「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來到香港，在上海已行駛多年的英國的雙層巴士，仍未能獲准在港島行駛。少女時期寫下的小品《天才夢》，除了愛在公車上摘樹巔綠葉，她說：「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
因為歐洲戰事，張愛玲沒法去倫敦，轉到香港讀香港大學。「對於剛離開上海的家的張愛玲是一種視野的開擴。」黃心村在她的著作《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重新梳理張愛玲和她母校乃至香港的因緣……以檔案資料為佐證，還原一些模糊的歷史影像。」
黃心村這位香港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用WhatsApp回應我的問題：「從當年博士論文研究算起，長期的積累。書的架構是疫情期間擬定，檔案資料是2020年起蒐集，書各章節寫成是2022年初，背後的積累其實難以用具體的時間去衡量。」
黃心村傳來一張由魏煜格為她拍攝的照片。書封面封套有戴着眼鏡的張愛玲。
那時候的她，上學途中，在山道上走動，「中間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片空白，十分輕快。」（1977年張愛玲寫信給宋淇，回憶當年在港大的日子）。
「當年的『一片空白』，是因為充滿着期待。」（黃心村的觀察）。
有根據·有想像
問黃心村：「緣起香港提到的兩位香港大學教授佛朗士、許地山，兩人對張愛玲的影響，顯出你的洞悉力來。這也是我最愛看的兩章，你是怎樣梳理出來的？」
「這二人張愛玲文字裏都有提，港大檔案也顯示他們的確教過張。追蹤師承關係成了我回到張愛玲研究的切入點，我堅信港大國際化的氛圍對她的重要性，不梳理出來就無從說明她創作的緣起。」
書寫張愛玲生平的作者極多，談及她在港大歲月的極少。可以像黃心村，在港大「檔案資料蒐集中，發現被歷史掩埋的人物和事」則更少見了。
難怪黃心村說：「我在寫佛朗士時表達的那種驚喜，是真實的。」
「對張愛玲影響最深的應該是歷史老師佛朗士。這個不拘一格的英國紳士，到了長篇小說《小團圓》中，化身為安竹斯教授。」
沒有黃心村去查閱港大佛朗士的檔案，我們無從得知有這麼一個「灑脫」人物。有這樣的一張照片，「每個人都專注看着鏡頭，偏偏只有佛朗士是個自由派，在快門按下的瞬間，臉一側，下顎微抬，彷彿追隨一隻倏忽掠過的飛鳥，臉上一派天真與憧憬。」
我是多麼希望黃心村可以寫多點與佛朗士有關的故事。「佛朗士的智慧、幽默、瀟灑與不羈……」會不會是「張愛玲求學生涯中的一盞明燈」？
張愛玲在散文《燼餘錄》提到這個人，讓黃心村通過檔案，把佛朗士的事蹟發掘出來，重新整理，「場景豐富，文本充實」，把佛朗士的故事說得動聽。
啟示·影響
黃心村說佛朗士和許地山「無疑是對大學時代的張愛玲影響最大」。「張愛玲筆下的佛朗士有過正面的描寫」，「許地山出現在張愛玲的文字裏卻是披着虛構的面紗」。
張愛玲從香港返回上海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寫過《更衣記》，會不會是因為她看過許地山1935年發表的《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
有說許地山的著作「直接啟發了張愛玲的早期散文創作、世界觀和文學觀」，黃心村則指出此說「需要更多的證據」。
只能說，許地山、佛朗士皆為「生命旅程終結於香港的漂流者」。而張愛玲也是「港漂」，「香港是她流徙生涯裏關鍵的一環」。
張愛玲來到香港，有了「一個自由伸展的空間」。
「年輕的張愛玲潛心讀書，對社交和社會活動都不熱衷，但在這個轉折點上到了港大，是她生逢其時」。
問黃心村：「寫兩位學者佛朗士、許地山，有很多可供發揮的想像空間，你的文筆很有感染力。這兩章怎樣書寫出來的？」
「不是純粹的歷史的寫法，也超出了文學研究的範疇，我是有思考在裏面，也有實驗，想自己建立一種寫法。」
黃心村這樣寫：「張愛玲從歷史系的佛朗士老師那裏『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在中文系的講堂上則看到一位身着長衫、氣度不凡的『落華生』，當年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風雲人物。」
後記
對黃心村說：「希望你不怕辛苦，繼續書寫張愛玲在香港的故事。」
黃心村的回應：「謝謝，是在繼續寫。」又說：「佛朗士的故事還在繼續挖，書如果再版會有更多一點內容。」好期待《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的再版。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