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中案引民憤豈可閉目掩耳

上百萬港人上街請願（註1），構成「六九大遊行」波瀾壯闊的場景，表達了反對修改《逃犯條例》（下稱「送中案」）的訴求；為護衛香港「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法治，盡一份市民之責。

左局大氣候聲稱不撤回

香港官方的回應仍是冷漠。有網絡評論稱，港官依然傲慢與偏見，對市民只是「修修補補」（註2）的敷衍，看不到解開官民糾結的誠意，以致許多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憤怒」，於12日聚集金鐘示威抗議，參與者數萬人。

2004年以來的15年中，「六九大遊行」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在「六九大遊行」前後，香港有律師的黑衣靜默遊行，也有大律師、律師公會發表聲明；許多名校校友、民間團體，則刊登廣告。他們的呼籲是：撤回「送中案」或緩延立法會的二讀、三讀，延長諮詢、充分討論。

港官重申「不撤回」，語氣之強硬，恰似八九學潮時，北京極左派和大家長拒絕收回「動亂」的定性。「不撤回」引發的各界爭議甚大（註3）。

「不撤回」的背後，是阿爺統攬全局。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等，強調核心人物「掌舵領航」、「統攬推進偉大鬥爭」（註4）。

在「講政治」和「兩維護」的政治生態下，香港「高度自治」的空間大受壓縮；「聰明的」港官，不可能為香港民意盡「行政抗辯」之責。「兩維護」是「講政治」的要務，一是維護核心人物在全黨和黨中央的核心地位，二是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實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和政治意志的高度統一）。

在政局持續左轉、回到毛老路的「大氣候」下，香港缺乏迅速取消「送中案」的「小氣候」。

反送中浪潮關乎三因素

「送中案」包括《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國與國之間的逃犯移轉稱為引渡，香港是「一國」之下的行政特區（地方政府），逃犯的移轉不稱引渡而是移交。

「送中案」之引發港人的「反送中」浪潮，主因有三項。

第一，官方聲稱「送中案」有「緊逼性」，實是偽命題，以「緊逼性」為名倉促修訂缺乏「正當性」。

第二，被「送中」的港人，面對不透明、不公平的審訊，缺乏人權的有效保障。

第三，香港「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司法獨立的法治，有被侵蝕、傷害的潛在風險；加劇兩制邊界模糊化、「高度自治」口號化。

涉狗貓諮詢尚且長3月

官方力促快速通過「送中案」，特別強調處置港人在台殺人案的時間緊逼。

事實拆穿緊逼說的虛假：台北當局並沒有接收移交的意向，已多次公開發表聲明。港官仍當「聽不到」，老以「緊逼性」搪塞港人。

既然沒有「緊逼性」，為什麼不順應民意延長公眾諮詢期，以更充裕的時間討論妥協方案，並盡可能凝聚一些共識？

不久前的修訂《道路交通條例》，涉及汽車撞死狗、貓的責任，諮詢了三個月。「送中案」卻只諮詢20多天，難怪有人調侃：「港人不如狗、貓。」

6月10日，港官聲稱修訂並無北京指令，未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大意）。這是真話還是假話，在網絡平台引起爭議。既然沒有指令、壓力，為何不理會民眾的疑慮而想急速通過？

加鞭趕馬式的修訂，使許多人懷疑處置涉台殺人案只是藉口。有學者評論倉促「上馬」的真正動機，是順從家長意志，展示絕對忠誠，為「步步高陞」鋪路。

駐英大使劉曉明日前對BBC透露，修例是香港自己提出的。但此說並不能否定北京當局未過問「送中案」。「送中案」或由港府主動提出，但從各種跡象判斷，北京當局一直緊盯此事，處於主導、指導地位。如非統攬全局者的指導，港官能啟動牽涉複雜國際關係的修例嗎？

涉排中條款移交風險大

《逃犯條例》的改動在於地域限制，觸及原來的排中條款（PRC Disapplication Clause）；《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則着墨於移交的安排，包括司法救濟（如律師會見權）。

1997年4月港英政府制訂的《逃犯條例》，在逃犯移交的地域項內，排除中國大陸，此即所謂排中條款。

「送中案」既然消除排中條款，港人如觸及相關罪嫌就有「送中」風險，這是對香港社會最大的改變，也被視為「一國兩制」的走樣。這是港人最關注之處，亦為「反送中」社會抗爭的主因之一。

港官表示，港、陸之間的「特別移交安排」，會加入保障人權的限制：一．無罪推定，二．公開審訊，三．有律師辯護權、親屬探視權，四．不強逼認罪，五．享有上訴權。

較早前，港官提高移交的門檻：罪刑由三年提升到七年，只受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兩高）的移交案件。

港官如熟悉大陸法律、翻閱過刑訴法或兩高的司法解釋（簡稱「法釋」），要提出5項以上的限制，也是輕而易舉的事。例如「排除非法證據」（刑訴法53、54條）。但是，提5項或10項確保人權的限制，都是空話。

幾項限制寫入移交協議，並不能有效保障被移交者的基本人權。其因之一，是大陸並無真正的法治；其因之二，是港府和港官並無「監察」相關人權事項的實權、能力。這是稍了解大陸法律、司法者都有的常識。

刑訴法條款不少是白條

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82憲法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確立了不少民權條款，港官提到的人權保障，在刑事訴訟法（國家法律，簡稱刑訴法）都有。

但是，法律條文是否有實際法律效力，司法程序是否受尊重，全由不同時段的「政治需要」決定，在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下，不少條文成為「白條」：不能兌現（註5）。

例如「無罪推定」，見於刑訴法（2012年第2次修正本）第12條：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再如第50條規定：不得強逼自證有罪和「嚴禁刑訊逼供」；也有監視居住、拘留的處置，需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註6）。

這些條款常成為「白條」。維權律師、因言論被入罪者，往往被以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由剝奪相關權利，故衍生新的社會術語「失聯」。在「講政治」的政治生態下，當事人家屬、律師喪失知情權、會見權，甚至被亂扣罪名關押，並不鮮見。

缺自由法治港人有恐懼

「一黨領導」體制的社會，缺乏自由，遠離真正的法治之道。在全球有公信力的自由、法治、廉潔類指數，大陸均排名甚後，遠低於華族經濟體香港、台灣和新加坡。

在全球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2018年度，評估經濟體126個），大陸列82；新加坡13，香港16，台灣未列評估；東歐「脫共」國家愛沙尼亞、捷克，分別排10、19。

在新聞自由指數、網絡自由指數，大陸分別列位倒數4、倒數1。

在經濟自由指數（180），大陸100（港1，新2，台10 ）。

對於大陸的政治生態，許多港人都了解，並因此心有恐懼，因恐懼而抵制「送中案」，並有「反送中」的和平請願，這是護衛自由、法治和守護香港家園之舉。

釋眾疑之事緩延二三讀

就當代社會溝通而言，「察眾人之所共疑」（《後漢書．王嘉傳》），是官方必須做好的「功課」，勿使民眾困於疑慮中。儒家經典《荀子．解蔽》云：「以疑決疑，決必不當」，本人曾將其意涵伸延解讀：「以未能釋疑的方式決定眾疑之事，決策必不恰當，難獲民眾信服接受。」「反送中」浪潮的形成，恰正是官方的「以疑決疑」。

在阿爺統攬全局之下，港官不太可能逆「聖旨」取消「送中案」，但她有對上級的行政申訴權（或稱辯解權、抗辯權），如實轉述香港民意，扮演「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角色。

可悲的，是港官對民眾聲音的冷漠，給人閉目掩耳之感。恰如《荀子．解蔽》言：「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官民之間缺乏第三方參與的對話、溝通渠道和有效機制，困於各說各話。官方既未盡責釋眾疑，眾人則沒有真正的參與權和監察權。

香港七個宗教團體領袖、十大校長發表聲明，呼籲各方理性對話或緩延二讀三讀；一群退休高官（陳方安生、黎慶寧等）和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等，於14日發表聯署函，呼籲官方撤回「送中案」。社會各界發出和平之聲，意在營造和緩緊張關係的空間。港官應切實負起釋眾疑和上下溝通之責。

如果不能取消「送中案」，應理性商討妥協方案，把「送中」罪嫌的範圍縮小至只限大陸人，即來港不足七年未具永久居民身份者，這將可能大大減低港人的抗拒。

理性和守序護採訪記者

在尋找對話和妥協方案的同時，年輕人和平表達意見的空間不應壓縮。但是，所有表達的行為，必須和平、理性、守序，切忌因「憤怒」而失序，訴之於暴力。以「不合作」之名，阻礙地鐵上下車的順暢，是找錯了「不合作的對象」，滋擾了乘客，也損害了香港的秩序文化。

當然，警方執勤時宜提升「克制程度」。6月12日使用武力是否太多？發射橡膠、布袋子彈是否有「必要性」？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至於個別執勤者以粗話罵採訪記者、面對穿辨別背心和表明身份的記者開槍，則給人「野蠻」之感，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形象。這是官方應正視和回應的。官方是否可透過對話、協商的方式，改善記者採訪的安全保障、人格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