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業務發展難，是難得有道理的。
其一，全世界的外資銀行都盯着上海，深知上海歷來是中國的經濟與金融中心；其二，上海金融圈子的領導，都是由解放前已深諳金融的人士掌舵，比如經叔平，劉靖基等。他們深知金融改革確實是要摸着石頭過河，不能冒進。穩字當頭。上海的領導，先讓廣東與福建等地先走一步。
果然，到了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國投），應聲倒下，要讓王岐山國家副主席（現任），受中央委託，親自主理善後工作。當然還有其他地方的國投不是結業就是要資產重組，上國投還是屹立不倒直到今天（股權結構與業務當然也與時俱進了），說明功力的高低，金融文化基因，地方領導層的水平，決定了一個城市金融發展的高低。
上海的穩意味着我們外資銀行，在上海的業務量是不夠吃的。雖然如此，美貌如花的上海，當然還是受着世界各地的外資銀行不懈追求，前赴後繼的。
我等小輩做生意難，其實可以忽略不計的。
高瞻遠矚拼經濟 的士管理見水平
到大陸出差，看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非常簡單。就看看各地的機場或者火車站──的士車站的管理水平，就可以看到端倪。二三線內地城市，都是比較混亂。上海就一直非常有紀律的。哪怕是在經濟還沒有起飛的八十年代。我感覺比首都北京還要好。
當時上海的的士質量都比不上廣州與深圳。那個時候廣深已經有不少日本進口車作為的士。上海還是用了不少上海汽車廠生產的上海牌轎車作為的士。上海牌轎車實際上是學德國奔士50年代的老model，所以，我的德國同事來上海，特別有懷舊感。尤其是總行來的老領導，他們說在上海可以找回他們的青春感覺。
80年代的上海，沒有高架路，也沒有地鐵。車多，人多，路窄。關鍵是單車大軍（「腳踏車」上海話），我感覺是交通的痛點。市區裏面，腳踏車一般佔了一條車道，導致路面更窄，車速非常非常的慢。更糟糕的是，當時的上海老百姓都閉着滿肚子怨氣。所以，當他們的腳踏車，偶有什麼碰撞，都經常有人會停下來，吵個不停。閑來無事的人就圍堵在馬路上，後面的車子就沒法開。這樣一堵，堵上半個小時都時有發生。
這些老百姓的心態也不難理解的。老百姓不可能有中央的高瞻遠矚，眼看廣東等地經濟起飛，生活條件大大的提高；反觀上海自己，國企改革還沒有起步，上海還是在吃老本，三來一補的項目，絕不是上海的長項。本來上海一直都是以各樣輕工業的品牌，享譽華夏，眼看一個一個的品牌給廣東和福建的中外合資產品，進口產品替代，心中肯定是不好受的。
90年代初，中央定下浦東新區大開發的戰略，上海人的臉色就愈來愈好了。路上也好少見到上海人在吵架，況且，他們也沒有這個時間與閑情來吵了。
舊賓館古意盎然 新酒店雨後春筍
1985年，上海一家五星級賓館都沒有。廣州白天鵝酒店與中國大酒店，分別於1983與84年開業了。去上海出差，能預訂上好的酒店，也顯示出你的能量的高低。最難預訂的就是和平飯店與錦江飯店（老錦江）。估計他們是給一些關係戶長期包下來的。我們外圍人士只能訂到上海賓館或者興國賓館等酒店。我們都比較喜歡興國賓館。上海賓館坐落於烏魯木齊路，交通與環境都不錯的。而且是83年才落成使用的。可是，它是蘇俄色的框架結構，沒有老洋樓的格調，又沒有現代的洋氣。
興國賓館就不一樣了。走進興國路72號大門，滿眼一派歐洲園林風光，十幾棟的歐式小洋房，恍如進入歐陸。其中1號樓，原是英國太古洋行大班的住宅。解放後，收歸國有。對外開放前，曾經是市委招待所。可知其格調之高。德國同僚都喜歡住在這裏。德國的同事告訴我，其實德國人一般不喜歡住美國式的五星級賓館。
時至1986年年底，上海才有第一家五星級賓館，上海華亭賓館，位於徐匯區的漕溪北路；及後，上海希爾頓酒店（1988），上海日航龍柏飯店（1988），上海錦滄文華大酒店（1990）相繼落成。日後，論規模與檔次，上海的星級酒店都是後發先至，成為全國的模楷。出差到上海，選擇的酒店就多起來，容易得多了。
講到吃，香港人以為在上海非常容易吃到豆漿，油條，和糍飯糰。原來這些早點一般都是在凌晨5點鐘左右，在路邊的國營小店提供。上檔次的飯店都不提供這些食品。吃本幫菜的選擇也不多，比較好的是去豫園的綠波廊，可是，必須要有關係，才吃到正宗的手藝。90年代初，本幫菜再次在上海興起，有高檔的，也有平民化的，豐儉由人，菜系的興衰也與經濟掛鉤的。
「出差到上海」3-2
原刊於「思考香港」，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