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大弟子，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英時2021年8月1日，在美國家中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91歲，雖然未及錢穆95歲，也算高壽了。
筆者這位大師兄，1952年畢業留在新亞研究院，錢穆將哈佛送來的獎學金給了這位大弟子，造就了一位人物。不過筆者和這位大師兄只有一面之緣，還是48年前的舊事。
余英時是新亞第五任校長（1973-1975），新亞負責人，由錢穆開始、到吳俊升、沈亦珍、梅貽寶、余英時、全漢昇都是新亞校長，但在全漢昇任內，中大改制（1976年12月），校長改稱院長，當年還有錢穆、唐君毅在內的全部校董辭職抗議，但改制案仍三讀通過，也是當年大事！
新亞人另一大事是桂林街舊址被拆，「校友悵然若有亡焉」，決意立碑紀念，由余英時執筆，寫於2009年3月31日，這塊「誠明」石碑成為「以存往迹，並昭來者」的紀念。余英時亦載入史冊，余英時在這篇〈新亞書院紀念碑銘〉中，寫了創院之事，有點悲憤，文中說「中國文化適遭陽九之厄，數千年傳衍之價值體系竟不容於神州大地。」
那更像1919年五四運動時「打倒孔家店」的現象。文化大儒陳寅恪、梁漱溟等仍在神州，文化風俗仍在民間。今日不是連馬克思都被「中國化」了嗎？當然新亞主張「人文主義」的教育宗旨，以「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目標，文中指錢穆在上世紀一直倡導的還待後人推廣，今日更需要！
文中指出，新亞在桂林街時代即開設周末文化講座，聽眾來自社會各階層。雖然地方簡陋，但風雨無阻，聽者常滿，可見50年代的文化氣息仍重，時至今日，農圃道校園已變成新亞中學，但每月仍有講座對校友開放，何時能如在桂林街開放給公眾更佳。
余英時在文末寫了一段銘，確有古風，最後幾句，「自由講學，廣大胸襟。東海西海，此理此心。旨哉校訓，曰誠曰明。艱險奮進，困乏多情，永無止境，新亞精神。」筆者是農圃道畢業之人，對新亞精神，深有感悟。
余英時當校長，新亞已遷入沙田（1973年），是由桂林街畢業直入沙田當院長，錯過了農圃道時代（1963-1973年），不知道有沒有些遺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