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最近逝世。他在1996年得獎後一年，首次到訪中國參與研討，訪問為期兩周，順道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經濟改革等。北大教授張維迎曾是莫里斯的學生，當年便親自帶他遊歷中國內地和香港，期間莫里斯對新事物不時表現得興趣盎然。張維迎便紀錄這些點滴，寫成長文。如今這位經濟學家逝去，本社轉載這篇文章，並分四次刊登，來讓讀者一暏他的生活面貌。
4月13日上午參觀大雁塔，是莫里斯教授在西安的最後一項活動，我和高海林女士陪同。因為12點就要出發去機場，我們本想帶他走馬觀花地看看就是了，可他還是堅持要登塔，說這是他來中國後第一次「爬山」。他很喜歡爬山，每登一層，都要在窗口停下來舉目望遠，在面向北面的窗口，他立即認出了鐘樓。登到七層塔頂，他說，這塔真是一個hierarchy（等級體系），愈到高處愈難爬。我說，難爬有兩個原因，一是愈到高處路愈窄，二是爬的愈高，人的體力愈不支。這大概是地位愈高的人薪水愈高的一個原因吧。我突然想到，經濟學中，有許多理論解釋等級組織中「收入隨位置上升」的現象，但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從這樣的角度解釋。
莫里斯教授在中國的第二次「登山」，是前面提到的4月17日下午登頤和園的萬壽山。他登山時，腰桿挺直，腳底生風，實在不像一位61歲的人。爬到山頂，俯瞰昆明湖，遙望北京城區，感到美不勝收！
4月18日去長城和明十三陵，我因約好去北大醫院看眼病，只好由王雪佳和司機陪他遊覽。下午回來後，我問他感覺如何，他連說，太好了！長城真是偉大，不身臨其境親眼一睹，是不可能真正體會它的偉大的。不過，他說，有點遺憾的是沒有爬到最高處，這倒不是因為他不願爬了，而是陪同的王小姐說沒有時間了，接下來還有十三陵等着呢！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三次爬山，爬的是長城，儘管沒到頂峰。我相信，下一次來中國時，他一定會重登長城，一定會上到頂峰，如同他登到經濟學的頂峰一樣。
欣賞民族舞 喜歡京劇
我知道莫里斯教授對音樂和戲劇有特別的愛好，所以，每到一處，我都盡量安排一些這方面的活動。在深圳，4月9日晚上，我們先在民俗文化村的演出大廳觀看了雲南少數民族舞蹈《藍太陽》，接着又觀看廣場的大型民間藝術表演。儘管演出沒有英文講解，由於良好的音樂和藝術細胞，他對這兩場中國少數民族藝術演出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我看得出，他比我更陶醉，這使我感到很自豪！遺憾的是，他沒有時間觀賞「世界之窗」晚上7點半的大型表演。（不過，我後來想，沒去世界之窗也好。在世界之窗，法國的艾菲爾鐵塔和凱旋門是按1：3的比例制作的，而倫敦橋和英國國會大廈是按1：15的比例制作的，二者又比鄰。我不知道他這位英國人看後會有何感想。）
在西安，4月12日晚，我和陜西省建設銀行的徐鵬程先生陪同莫里斯教授去看《仿唐樂舞》。《仿唐樂舞》表演的是唐代宮廷樂舞，很有特色。大概是專為老外演出，每一幕都有英文解說（事實上只有英文解說），莫里斯教授很欣賞，不時為演員的精湛表演鼓掌。我問他如何比較《仿唐樂舞》與深圳民俗文化村的《藍太陽》，他說他更喜歡《仿唐樂舞》。大概是因為《藍太陽》太「生猛」了一些。不過，我告訴他，我更喜歡生猛一些的表演。
記得在深圳中華民俗文化村的北京四合院遊覽時，莫里斯教授對京劇臉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我們不得不請院內的服務人員給他作詳細講解。我當時就想，到北京後一定讓他看場京劇。北京接待單位的人說，看京劇到老舍茶館就可以了。4月14日晚，我和王雪佳小姐就帶他去老舍茶館，我也是第一次去，他說很開心。不過，在我看來，這裏的京味並沒有我原先想像的那麼濃。莫里斯對其中的兩個京劇表演很欣賞，不過，看得出來，這兩個節目沒有滿足他。當我問他是否想看一場專門的京劇表演時，他非常高興。這樣，我們決定4月16日帶他到長安劇院。當日晚飯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在北海的御膳飯館請客，宴請未完，我和他就匆匆離開。我們到達長安劇院時，剛好7點半，王雪佳小姐已買好票在那裏等我們。演出劇目是《白蛇傳》，因為有英文字幕，不用解釋，他也看得明白。事實上，他很享受，表情不時隨劇情的變化而變化。演出結束後，他還總結說，京劇是把唱技和雜技結合起來的。我不知道他的概括是否準確，反正我對京劇是完完全全的門外漢。他本來想在劇場門口買一盤《白蛇傳》的CD Rom，可惜沒有。第二天下午我們在頤和園遊覽時，看到昆明湖裏一人獨自撐船，他馬上就回憶起頭天晚上《白蛇傳》中的情景。臨別時，張海魚先生送他一盤京劇VCD，他非常高興。
莫里斯對京劇很有興趣，並概括京劇是唱技與雜技糅合而成。（Wikipedia Commons）
中國飯百吃不厭
4月6日莫里斯教授抵達香港，在香港飯店下榻後，我和城大經濟系主任張仁良教授帶他到位於尖沙咀一家韓國餐館就餐。我們選擇了韓國菜，而不是中國菜，主要是考慮到以後的半個月，有的是中國菜吃，就害怕他吃膩了。一般人在長途旅行後，胃口都不大好，令我驚訝的是，莫里斯教授的胃口比我們都好，吃得比我們多。
接下來的兩周，除一兩次因為趕急吃西式便餐外，吃得都是中餐，但我怕他吃膩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他喜歡中國飯，不是說在嘴上，而是吃在行動上。每次吃飯，我都注意觀察他，發現他總是吃的很多，飯量比我大，而且什麼菜都不放過。在深圳君安證券的宴席上，他就吃過炸蠍子，這道菜許多中國人都不敢入口。在湖南飯館，他吃過臭豆腐。遇上他特別喜歡的菜，他會一連幾次往自己碟子裏夾。記得4月12日上午參觀完秦始皇兵馬俑後，我們被省建行的徐鵬程先生安排在臨潼華清池附近建行辦的一個餐廳就餐，這個餐廳算不上高檔，不過陜西菜做的蠻地道，莫里斯教授對陜西涼皮讚不絕口，一連吃了兩豌，還表現出心有餘而胃不足的樣子。他用一個饅頭夾了兩大片梅菜扣肉，大口大口地吃，我看着都眼饞。
他來中國後，粵菜（包括潮州菜）吃得最多，其次是陜西飯，上海菜。不過，到18日，還未吃過四川菜。巧的是，這天中午，我在北大勺園碰到倫敦經濟學院的Arthur和Tony，兩位也都是莫里斯教授的學生。晚上，我就帶他們三人一起到四川飯店吃飯。莫里斯教授最喜歡回鍋肉。飯後我們出門時，突然聽到有人問：「Are you Professor Mirrlees?」原來是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的台灣籍經理，前一天在北大聽過莫里斯的演講。他為能在這個地方巧遇莫裏斯教授興奮不已。我開玩笑說，名人就是不一樣。
4月17日，我們幾個曾牛津大學學習過的同學在千村百貨的「燒鵝仔」宴請了他。4月19日，我、張海魚和張亞非又帶他到「毛家飯館」吃了湖南菜。當然，中國菜種類繁多，他在中國的時間有限，是不可能吃遍的。
中國飯吃多了，莫里斯教授也開始有品味了。4月16日商務印書館總編在北海公園內的御膳飯館宴請他。御膳當然很有特色。不過，莫里斯教授飯後對我說，這裏的飯菜比不上我們前幾天吃的，看來，皇帝吃的不見得比老百姓好呀。
吃中國飯時，他還喜歡喝中國酒，有時是青島啤酒，有時是中國長城乾白，或中國紅葡萄酒。有一次，他想喝中國紅葡萄酒，但餐館沒有，服務小姐問法國紅葡萄酒如何，他說，那我們還是喝長城乾白吧。他對西安的稠米酒也讚不絕口。
莫里斯教授握筷子的技能非常嫻熟。他告訴我，這個本領早在60年代就學會了，是在去日本的飛機上，日航小姐教他的。
中國飯馳名天下，好吃，不僅中國人喜歡，許多外國人也喜歡，但一般老外連吃幾天中國飯是受不了的，正如我們中國人出國後受不了連吃西餐一樣。而莫里斯教授吃中國菜可以說是到了「百吃不厭」的地步。有幾次，我問他要不要去西餐廳換換口味，他卻堅持說，還是吃中國飯吧！
有幾次，張維迎問莫里斯要不要去西餐廳換換口味，他卻堅持要吃中國飯，百吃不厭。（Shuttershock）
不老的好奇心
在西安，有一次，莫里斯教授問我：「中國馬路上為什麼劃斑馬線？」我說：「斑馬線是供行人過街用的，難道英國不也一樣麼？」他說：「這我知道。在英國，在劃斑馬線的地方，行人有優先權，車要讓人。但我觀察到，你們這裏的車並不讓人。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斑馬線呢？」我無言以對。第二天，他告訴我，他知道原因了。我問什麼原因，他說，在中國，斑馬線是一個”coordinating device”（協調手段），行人都往斑馬線旁聚集，聚集到一定數量，人就把車擋住了。我說，這或許有些道理，因為中國人太多，如果車總是讓人，那交通非癱瘓不可。
莫里斯教授對中國象形文字充滿好奇心。在「金融風險會議」上聽會期間，他在紙上寫了「中國，北京」四個字，遞過來問我寫的對不對。我說，字形到蠻好看，只是你是畫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他說，難道中國漢字不是一種藝術麼？
4月19日，在湖南飯館，他突然對我說，這半個月來，他沒有發展什麼理論，因為人在旅行時，是不可能集中思考問題的，但他現在有一個發現，就是知道了中國象形字的來源。我不解。原來，他在喝茶時，發現茶葉不斷飄浮出各種形狀，就想到，中國人一定是在喝茶時發明了漢字。我不知道他講的有無道理，不過，據說，倉頡發明象形文字，就是受到鳥在地上留下的足跡的啟發。
4月13日中午在西安，因為急於趕赴機場，我們來到南門外一個日本人經營的飯店吃西式快餐。菜譜上有中、日、英三種文字，莫里斯教授驚訝地發現，有一頁上，所有菜英文名稱最長，日文次之，中文最短，而在另一頁，剛好相反。他問我，他的論文譯成中文後，是英文原文長，還是中文譯文長。我說，大概是中文譯文長吧。
我為莫里斯教授不老的好奇心而感嘆。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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