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網站美國東岸時間周一（18日）發表該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室主任、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題為〈香港的輓歌〉（A requiem for the city of Hong Kong）的文章，認為一個自由城市可能始終無法與一個列寧主義國家（Leninist State）共存。
卜睿哲首先回顧戰後香港社會的發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後，香港開始成為「難民社會」。到1990年代，香港已轉變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一個繁榮的中產階級大都市。1997年後，「一國兩制」使具有基本政治自由和法治的資本主義香港，可以與「列寧主義政權」的中國共存。最後，「共存的可能性在催淚氣體的煙霧和汽油彈的火焰中消失了」。
反修例與前兩次抗爭不同
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這一次暴力示威浪潮之前，香港也經歷過兩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第一次發生在2003年，示威者擔心《基本法》23條立法，會剝奪目前擁有的政治自由；第二次便是2014年佔領中環演變成的「雨傘運動」。然而，卜睿哲認為，今次與前兩次事件在以下幾個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香港政府顯然未能了解市民對經濟和政治議題的不滿情緒已「惡化到很接近表面」。政府沒有意識到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只是引發新的抗議運動所需的火花」。在北京的允許下，政府最終退縮了，但這樣做為時已晚，也太勉強，示威者也沒有意識到政府讓步的價值 。
其次，較為激進的示威者，採取了與2014年不同的戰術。他們沒有佔領市內的要道，而是進行游擊行動，在市內四處流動，並不固定在某個地方。示威者的暴力程度也比以往大得多，示威者在很多情況下激怒警察，造成攻擊和反攻擊的惡性循環。
示威者犯了兩大策略性錯誤
卜睿哲也指出，示威者犯了兩大策略性錯誤：
一、他們不知道何時見好就收，也不知道怎樣見好就收。「他們要不要沒有看到政府作出讓步，然後宣布階段性勝利的價值，或者他們不想這麼做」。如此這般，「他們試圖延長為免妥協而進行的鬥爭，並盡可能地損害香港社會體系」。 他們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並一直堅持到今天，包括雙普選、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以及釋放所有被捕者。
示威者的組織方式強化了這種毫不妥協的立場。他們的運動由激進分子網絡組成，缺乏正式的領導（沒有大台），運動像水一樣流動，許多活躍分子，但沒有人負責。沒有機制可以根據當局的讓步來判斷持續行動會否產生愈來愈小的效果，也無法確定何時罷手。
二、示威者錯誤地判斷了外界的意圖。即使在2014年，他們對習近平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甚至是偏執），以及對香港示威活動強化了這種擔憂，仍然了解不足。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強硬派也令北京變得更強硬。此外，一些美國政治領袖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並不完全了解示威活動的暴力性質，示威者似乎也不了解特朗普總統其實並不在乎民主、人權和法治，他在與習近平的交手中採取了「選擇性綏靖」（selective appeasement）的方式。
卜睿哲認為，一個自由城市與一個「列寧主義國家」之間的共存，也許最終是不可能的。激進的政治活躍分子利用北京賦予的自由，來搶奪特區的話事權，這無疑會被視為對香港主權的挑戰，「列寧主義政權」現在可能會從根本上削減香港曾經受到保護的自由，並實行嚴格的控制，以確保這種危機不再發生。
這樣，香港能否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仍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