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塵裏的遠親近鄰：《華僑日報》與岑氏父子的一個世紀

在香港，本地人最津津樂道的「懷舊飲茶」，除了水滾茶靚和一盅兩件，還少不了一疊當日報紙。荷李活道作為早期華人活動的核心，曾是許多著名報館匯聚之處。《明報周刊》做過統計，自1850年以降，先後曾有數以百計的報館坐落於荷李活道！（註1）

當年為什麼這麼多報館選址荷李活道？周佳榮教授的解釋是：「因為這裏是早期華人活動的核心，以萬宜大廈為界，是西人與華人商業活動的分水嶺，華人則一直向中環推進，活動頻繁之下文人聚集，報館自然也選址於此；相互影響下這一帶的印刷廠、發行商也特別多。」（註2）顯然，「西人與華人商業活動的分水嶺」這一特質，對報紙這種西風東漸的產物影響尤大。而在這許多報館當中，我們選取《華僑日報》作為代表──它創刊於1925年，1995年停刊，橫跨70載歲月，並且是本地第一份每日出版的日報，在日據時期亦持續印行，詳細地記載了香港社會的變遷。

這份報紙在荷李活道上，曾是怎樣的一景？曾經一度銷量冠絕全港的《華僑日報》，經歷了哪些跌宕起伏？《華僑日報》自創刊日起，便標榜「不偏不黨」的中立態度，這樣一份立足香港的中文報紙，夾在港英政府、淪陷時期駐港日軍、國民政府和1949年後的北京政府幾大政權之間，能否獨善其身？1925至1995年，不僅是香港的大時代，也是整個亞洲經歷劇烈社會變革的年代，區域內的相互影響可謂無日無之。那麼，香港的中文報紙除了服務本地讀者，又與周邊華人社會有哪些互動？經歷過工潮、二戰和內戰，這間曾經滄海的家族企業，為何選擇在仍有盈利的和平年代賣盤？

1915年，《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1897-1985）進入《南華早報》工作，開始了家族兩代人的新聞生涯；2016年，其子岑才生（1922-2016）逝世，岑家與《華僑日報》的故事至此落幕──本文嘗試回顧岑氏父子與《華僑日報》在這一個世紀的榮辱浮沉，梳理那些起落所依附的時事脈絡，並由此透視香港在鄰近幾個政權與華人社會之間的種種政治拉扯與親疏關係。

註1：參考邱汛瑜：〈追憶報業逝水年華：華僑日報〉，載龍景昌主編《明周城市系列：荷李活道》（香港：《明報周刊》，2013），第198頁。

註2：引自邱汛瑜：〈追憶報業逝水年華：華僑日報〉，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