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就「有評論指豁免強制檢疫安排帶來檢疫漏洞，並指安排下的豁免人士是新一波疫症源頭」，「強調這屬於誤解。」
聲明跟着説：「豁免檢疫安排有其實際必要，以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並確保市民生活所需不受影響。」又説：「本港迄今從未錄得任何由內地、澳門或台灣到港豁免人士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的個案。」
這個聲明頭三段只不過100多個字，充分展示特區政府抗疫失誤的兩大關鍵因素：政治掛帥，永不認錯。
政府聲明自打嘴巴
所謂屬於誤解的評論，並非出自路人甲，而是出自政府的專家顧問。撇開幾位顧問的専業知識遠勝政府官員不説，從上面引述的聲明可見，政府指顧問誤解並無理據。所謂「實際必要」只不過是解釋為什麼有豁免檢疫的安排，並不能否定這種安排有漏洞。
可笑的是，政府在聲明的其他部分自打嘴巴：
因應最新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和維護香港穩健的醫療系統的大前提下，我們已加強對外國到港豁免人士的檢測安排。
這段話實際上承認了原來的豁免安排確有漏洞，而既然現在可以「加強」檢測安排，即是原來寬鬆的安排並非必要。
亡羊補牢，並不理想，但倘若知錯能改，也是好事，為什麼政府還要口硬批評顧問誤解呢？因為除了永不認錯，政府抗疫工作還有一大弊端：政治考慮凌駕市民安全。
文首引述政府聲明的其中一句很突兀，但折射出政治掛帥的思維：「本港迄今從未錄得任何內地、澳門或台灣到港人士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的個案。」顧問關於豁免強制檢疫安排的漏洞的評論，最初並沒有針對來源地。聲明主動突出內地、澳門、台灣「三地」，其實是為維持這幾個地方的豁免安排打「預防針」。因為如果可以加強對「外國」到港豁免人士的檢測安排，為什麼不可以對「三地」作出相似安排呢？政府放話在先，言下之意是：這些地方沒有個案，因此沒有加強檢測安排的需要。
顧問之一許樹昌教授一直對政府很客氣，但最近也忍不住經常指出皇帝穿了什麼新衣。他説如果沒有測試，當然就沒有確診。誠然，有些由外地輸入、未經測試的病人在求醫時終於會被確診。但當有一人被確診時，可能已有數以十計通過相同渠道輸入但沒有病徴的帶菌者存在於社區之中，短時間內可以導致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感染者。不足一個月，香港的確診數字增加超過一倍，不正正是由最初以為只有「三幾個」機組人員和海員輸入個案而引起的嗎？
政府聲明把「內地、澳門、台灣」三地捆綁在一起，關鍵當然是內地。由1月底是否應該封關以至今天是否應該豁免內地來港人士的檢疫安排，政府取態都令人懷疑它以政治掛帥，致力避免兩地區間的觀感。其實跨境司機與跨境學童已經需要進行恆常的核酸檢測，但從事所謂公務和商務的權貴有不同待遇。這種差别不也是基於另一種政治考量。
恐怕政治在作怪
豁免檢疫安排的漏洞已經存在一段日子，為什麼到了7月才湧現新一波疫情的滔天巨浪？恐怕也是政治在作怪。
除了批評檢疫安排的漏洞外，顧問亦指出6月政府放寬防疫措施時過於急進，既使社交活動大量增加，亦使一般市民減少警覺，恐怕這是疫情變得極其嚴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最初坊間一般把政府放寬措施的時間考量與父親節掛鈎。但事後孔明，我發覺過去一個月有兩個更重要的時機，都是與政治有關。第一是政府在6月底開始接受派錢1萬元的登記，然後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在7月初啓動「七月七折、八月八折」的宣傳。這些舉措有強烈的政治味道，因為8月之後不久便是立法會選舉。第二是6月底至7月中有大量慶回歸的活動。現時所知起碼其中一個活動發生大型群組感染，媒體也揭發了不少類似活動都沒有做好防疫措施，如果再有其他感染群組出現並不出奇。
而在政府大幅撤除室內防疫限制的同時，卻維持室外的限聚令不變，警方任意地向在公眾場所表達意見的市民發出限聚令告票。顧問一早指出室內限制比室外更寬鬆不符合科學，但政府一意孤行。我們怎能不相信政府的抗疫政策是政治掛帥？
林鄭月娥的民望自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升級後一路尋底，最低點是今年2月，當時是疫情第一波，政府在封關問題上拖拖拉拉，目睹市民撲口罩、搶購日用品的苦況而無所作為。政府既損害市民的人權自由、人身安全，又未能保護他們的健康安全。相信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這個政府比病毒更可怕、更討厭。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