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思想往往產生於危機時刻，無論是由內部因素還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戰國時代、佛教與本土文化漫長的衝突時期、中央權力衰敗國家被分裂時期，近代傳統類型國家被西方列強所征服時期。改革開放之後80年代初討論「球籍」的時候，也算是一個「危機」時代，因為這種要「被開除球籍」的危機感至少存在於當時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認知裏。
深刻危機產生的哲學皆求生存
春秋戰國時代奠定了數千年中國哲學的基礎，也是中國哲學最發達的時期。佛教和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後花費了1,000多年的時間，佛教的傳入對本土文化既構成了巨大的危機，以至於在很長歷史裏發生了「滅佛」運動，但也提供了一個機會，整合之後，儒釋道並存，大大豐富了中國的思想。此後，不管是什麼樣的危機都沒有產生深刻的哲學思想。近代西方列強到來之後，儘管產生了深刻的危機，但並沒有產生偉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種深刻危機下產生的哲學，其主體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說是「生存哲學」。春秋戰國時代曾經產生過有潛力發展成為類似西方自然科學的以探討自然世界為核心的哲學（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產生過有潛力發展成為類似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以探討社會行為的哲學（主要是《管子》）。可惜，自從漢代儒學被立為官方的統治哲學之後，所有思想要不被「罷黜」，要不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們也可以把這種中國哲學稱之為「生活哲學」。
「征服」為西方哲學主體
西方哲學則很不相同。西方哲學的主體是征服，可以說是「征服哲學」。這裏既包括人們對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對人類社會的思考，也就是說，無論是「自然」還是「人類社會」，都是西方哲學需要「征服」的對象。今天在中國，在學術界，人們也在談論「仰望星空」，但傳統上這個概念和中國的哲學思考似乎一丁點關係都沒有。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哲人們的眼光和思考似乎從來沒有離開過人事，主要是「五倫」，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權利。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近代的笛卡爾、牛頓、康德再到現代更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一說到哲學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等是如何形成、運作、變化的，即馬克思所說的「解釋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們，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改造世界」。就知識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作為客體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中國數千年沒有產生科學和社會科學，而只有針對人倫關係的「道德學」，這和中國哲人們缺少對宇宙、自然和社會的「客體」關懷有很大的關聯。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國則是「社會自然法」；前者關切的是普遍性，後者關切的是特殊性；前者關切的是統治世界，後者關切的是自我生存。
這種哲學思維上的差別可以解釋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異。在科技層面，近代以來中西方學者力圖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儘管在西方到來之前，中國在很多技術領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類似西方的科學？」這也是李約瑟博士組織的多卷本《中國科技史》所要回答的問題。不難觀察到，中國有很多單項的技術發明，但卻不善於整合。中國的「四大發明」除了對日常生活有所改進（例如「火藥」用於「爆竹」）之外，基本上對中國日後的發展沒有什麼巨大的貢獻，但卻促成了西方人對世界的征服。
征服世界的內部基礎：技術的使用
英國哲學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裏指出：
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馬克思顯然同意培根的說法，也認為：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不過，現代也有西方學者認為，除造紙術有明確的證據是由中國傳到西方外，其他三項發明並無直接證據表明是由中國傳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為中西方各自獨立發明。中國方面儘管在時間上早於西方，但傳播不廣、亦缺乏改進。西方雖時間上晚於中國，但傳播廣泛、精於改進，後世使用的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直接是從西方發展而來的。
不過，這裏要討論的重點，並不在於這些技術到底是誰先發明的，而是有了這些技術發明之後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馬克思所說意義上的。不管怎樣，西方人把這些技術進行了各種整合之後便征服了世界。火藥的作用遠遠不止馬克思所說的「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因為馬克思只看到了內部的影響，而沒有討論外部的影響。火藥和指南針的整合為西方塑造了無比強大的西方海軍，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印刷術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遠超馬克思所說的「新教工具」。借用當代美國學者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的話說，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結合為西方社會創造了「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像共同體」的產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國家中最為關鍵的，是近代以來西方征服世界的內部制度基礎。
中國缺少「工匠精神」
近代以來原創性技術大多產生在西方，而非中國。這和中國人對宇宙和自然不那麼感興趣有關係。自然，人們會問，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近代以來不是也有很多技術創新嗎？尤其是日本，這些年已經拿下那麼多的諾貝爾獎。這個問題需要另文回答，但這裏可以提出兩點。第一，日本和韓國原創性的技術也不是很多，它們精於應用，並在應用的基礎之上有很大的改進，製造出來的產品甚至超越嶲方。第二，這些國家在二戰後基本上採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製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維方式。儘管中國也有很多人留學西方，但他們不是社會的主體，更不用說是政治的主體了。
中國也專於應用，但是中國缺失日本和韓國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歷史上，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裏，「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無所寄託。這方面，今天的情況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人們一直在呼喚「工匠精神」，但在缺失文化和制度環境的情況下，很難產生。
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說，西方近代以來在「征服」世界方面走過了幾個階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義上的「征服」，即實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國主義政策。二戰以來，西方主要通過世界規則的制訂來統治世界。他們把自己的觀點打造成「普世觀念」，再把「普世觀念」轉化成為普遍規則，在全世界擴張、推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來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來演變成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成為各國爭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規則方面，中國也僅僅只是應用，近代以來中國所做的都是在適應和應用產生在西方的規則。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曾經提出過「挑戰──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就是說，中國一直處於回應由西方的崛起而產生和強加的「挑戰」狀態。這個概念可以解釋直到今天為止的中國生存哲學。
中美發展互聯網的不同之處
人們不需要舉不熟悉的例子，就舉今天誰都知曉的互聯網就足以說明問題。互聯網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內在部分，較之其他國家，中國人更為依賴互聯網。但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的互聯網就可以知道不同處在哪兒了。中國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無一不是以生活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聯網公司被稱之為高科技公司，因為它們都在研發高科技。但在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說，互聯網公司與其說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說是高科技應用公司。
中國的互聯網的確發展出了自己的商業模式，但絶對不是技術。互聯網公司用來做買賣，「外賣」，推銷產品等。不是說這些不可以做，但做這些實在看不到這些互聯網公司的技術格局。在社會層面更不用說了，互聯網已經「培育」了多少的「鍵盤手」和「網紅」。互聯網都是用這些層出不窮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國社會的。但要知道，在中國的互聯網熱衷於做「外賣」的時候，西方人已經用互聯網走向了太空。
技術依賴涉及生存問題
多少年來，在人們的概念中，互聯網只是中美兩家的競爭，好像與其他國家沒有多少關係。但是，這次中興事件一來，人們就完全傻了眼。關鍵的技術例如晶片和觸屏等高度依賴美國等國家，如果美國及其「盟友」（日本和韓國）等政府，禁止它們的企業向中國供應這些關鍵技術，那麼中國馬上就面臨深刻危機。
實際上，情況遠比晶片技術嚴重。直到今天，所有的操作系統都是西方的創造發明。哪天西方不給用了，中國就沒有了「互聯網」。這種情況並非杞人憂天。儘管中國的市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一旦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便會在所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來對付中國。對美國來說，中國市場不是生死問題，只是失去了一個市場；不過，對中國來說，則是一個生死問題。
兩種哲學的結果截然不同
即使在商業模式方面，中美的差異也已經代表着兩個不同的方向，即西方做標準化，而中國搞地方化。前者強調普遍性，後者強調差異性。美國互聯網公司專注於把自己的標準推廣到全世界，在標準化方面從來不妥協。中國則相反，中國的公司（例如手機公司）也走向世界，但重視的是技術的地方化，利用地方的特殊特點（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制度文化上的）提供特殊的產品。這裏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但結果是很不相同的。
一句話，中國哲學從來沒有超出於「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問題沒有了，中國人也沒有征服世界的念頭，而轉向了實在的生活。這種哲學的優勢就是其和平性質。西方人不相信中國是和平的，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人以自己的邏輯來理解中國。不過，對中國來說，如果「生存哲學」不變，其結果也是顯然的，那就是繼續缺少原創性技術、繼續沒有能力制定規則、繼續當一個善於適應環境的好學生。如果「生存哲學」僅僅只是人們的一種選擇（在漢朝，這僅僅是選擇），那麼人們還可以做不同的選擇；但如果「生存哲學」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基因」或者「血液」，那麼人們只能接受「命定論」了。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