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7年5月27日，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政治是可行的藝術？──『一國兩制』的例子」發表對政治的看法，內容豐富，本社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第三篇演講內容如下：
什麼是公共事務？
什麼是公共事務？這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之前提過國家本身的中文含義，究竟是國還是家？以前中國不區分兩者的分別，直至經歷船堅炮利西方侵華的歷史，現代概念出現後，中國人才可開始關注國與家的分別。事實上，即使西方在探索公共與私人區分的過程中，也是十分複雜，因這議題本身不容易界定。整體來說，什麼是公，什麼是私，是有不用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沒有私人領域，所有東西都是公共的，這就是全能政府，無所不包。相反，如果全部都是私人事務，沒有公共領域的話，就沒有政治，那麼不是世界大同便是世界大亂，同樣是十分危險。在這兩極端之間，存在着不同的方式，視乎我們對不同政治理念和信念的解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第一種是由政府去界定──當政府決定什麼該管時，全由它話事；當政府決定不管，把事務留給市場、私人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管理，便成為私人範圍。但問題是，究竟香港城市大學是屬於公還是私？大學有55%是受政府資助，這是否代表大學老師有55%是公家，而45%是私家？這都不能算得很清楚，而一般非嚴謹的學術書都對此沒有清晰的定義與區分。
另一種界定來自德國的思想家哈貝馬斯（Habermas），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念──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如果仔細閱讀，哈氏的理論背後建基於17世紀大哲學家康德的整套哲學。根據哈貝馬斯的講法，公共空間屬於共同的規則，發揮社會整合的作用，尤其是人們自我制定的共同規則，以管理共同的行為和標準。這些公共空間，很多時很大程度上是屬於政治空間。哈氏最初關注的公共空間，是與公眾輿論與溝通有關，後來再伸展到法律等層面。哈氏認為如果我們在共同規矩內，通過某種方式，經大家同意和審視後，再制定出管轄和影響大眾活動的標準，這通常是法律，是屬於公共層面。相反其他的領域是屬於私人，不需要共同決定，只依各人的喜好運行。
第三個界定來自19世紀自由主義大師彌爾（John Stuart Mill），其理論在中國比較著名，因嚴復先生在百多年前曾翻譯其著作《論自由》。彌爾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講法，其中在《論自由》一書中，他認為他找到了一個準則是可決定政府的職權。彌爾認為，當人的行為如果傷害影響到他人，政府才有理由去干預，否則政府是絕無理由去干預。如果某人或某一班人不傷害他人，或他／她們心甘情願下互相同意而作出不傷害其他人的行為，都不應受政府干預。從某個意義來說，以彌爾的自由主義理論進一步引申，今天關於成人間自願的性虐待行為、同性婚姻、色情或亂倫等爭議是否應該不受政府干預，道德的介入應減至最低？彌爾同時又是效益主義或功利主義者，效益原則和他在《論自由》中論述的傷害原則是否一致是有爭議的，在此我們不去討論。傷害原則，即是一些行為在別人不願意下影響傷害了他人時，政府及公權便有理由去干涉；相反如果沒造成傷害，或這種傷害是雙方你情我願的，政府便不應干涉。以賭錢為例，即使賭徒輸得傾家蕩產，這只是她／他個人的事，公權不應干涉。又例如在繫安全帶上，乘客皆有個人自由選擇，公權不應作家長主義式（parentalism）干預。同理，自由主義者亦會反對強制性公積金，因政府不應強制個人的退休安排和自由。所以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公眾效果，如果沒出現傷害他人的情況，政府不應該管，只有在出現傷害他人時，政府才有權去管。
另一種界定則與自由主義唱反調。根據道德主義者的看法，由於人有道德理想，追尋某種的道德生活是十分重要，所以反對同性婚姻等主張，認為政府需同時管轄私人道德的範疇。相反，自由主義者不同意公權對道德介入，認為法律與道德需分開，法律不應該追尋道德的目標。
關於道德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持，如果是自由主義式的秩序，會認為道德並不是法律的範疇，只有法律的範疇才是政治的範疇。而道德主義者則認為道德社群與政治社群分不開，講政治同時要講理想與對錯，追求完美以達至道德理想。如儒家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後的理想是「平天下」，追求不可停在中間，故道德主義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幫忙推進社會到至善的地步。
另外，除了以道德與法律界定公私之別外，自由調協的市場制度與公權干涉的制度也對政府職權有不同的看法。干涉的制度由政府執行，強調所有集體決定需要理性地由強制性原則支持，否則會秩序大亂。例如如果沒有強制性要求市民交稅，人們難以自願遵行，令政策難以施行。可見人類社會存在不同的秩序，有些秩序需要政府強制性介入才可運行，如殺人犯罪需及時制止和懲罰。但自由交易並不一定需要受強制性干預，市場可自由運作，投資者賺蝕都屬自己的事。因此秩序的劃分可分兩種，一種是由政府管轄的強制性秩序和手段，另一種是自由市場的自發秩序，如交友結婚、貿易買賣、升學等是屬於自由自主秩序，不需政府監管也會自動出現。如果政府監管反而是干涉，因個人婚姻選擇與政府無涉，與全能政府理念不同。因此，從這意義上分析公與私的界定，公是指非要用強制性手段不可的範疇，餘下可自由運作的便是私。
最後，關於公私領域的界定，一些比較新穎的理論會將政治說到無所不包。尤其是文化批評式及女權主義的理論認為，人類文化幾千年以父權為主，從出生到死亡，大部份社會都被男權壟斷。這種父權式與文化霸權式的秩序，在不同社會都存在，當以上文化權力式的關係無處不在時，背後是靠男權去維繫，所以最私人親密的關係，都有政治的關係。由於文化關係背後受權力影響，所以有一句名言︰「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一般來講個人的事屬於私人領域，但女權主義認為當父權無處不在時所有關係都是政治。這思想間接呼應全能政治的邏輯，當所有範疇都是政治時，政府是否什麼都可以管？或是否需要反對時，什麼都要全盤反對？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全盤西化、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都是將舊有制度全盤否定，是文化與政治互涉的結果。
人民是誰？
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也是香港現在遇到的問題，究竟誰才算是政治共同體內的眾人？香港愈來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不願做中國人。我父親在70年前從上海來港。我雖然在香港出生，但以前香港人的意識是比較模糊的。當時學校仍需填寫籍貫，各人多重視自己鄉下籍貫身份，鮮以香港人互稱。直至70至80年代時，才開始自稱為香港人。究竟如何才可構成政治社群的成員，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如何構成？最近在年輕學生界別內，大家比較喜歡引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講法──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認為社群都是靠想像建構出來的。
究竟誰是香港人？本人在教授比較政治學課時，當課堂討論到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時，有同學認為香港需有自己的民族主義，以認同普世政治價值如人權、法治、自由為香港人標準。但如果根據這標準，是否代表重慶大廈暫住的非洲人、深水埗南昌街作買賣的黑人、菲律賓或印尼傭工、南亞裔人、或世界各地的人在認同這些普世核心價值後，全可成為香港人？若真如此，香港能否接受以上所有的人？究竟如何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內成員的身份認同，是一個令人頭痛和複雜的問題。若缺乏意志和決心去保衛一個共同體及其身份的話，或當這些人都是大難臨頭各自飛時，是不會出現一個民族的。當提到民族主義，成員的認同與犧牲同樣重要。
進一步說，關於民族的構成，在歷史與現實的經驗上，都出現過不少爭議與不完美的界定。其中一個看法是以血統和種族（race）為依歸，認為一生下來便屬於當地的民族。但這也不是十分可靠，例如中華民族本身包含很多種族。另一種是以文化為民族的構成，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和作用，但英美的文化都十分相近，結果雙方曾出現激烈戰爭，即歷史上的獨立戰爭。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文化雖然十分相似，但台灣人卻很不情願與中國大陸政治統一。香港的情況也一樣，不少香港人不願認同中國大陸，但香港文化很難說不是中華文化一部分。另一種民族構成的界定是歷史。但事實上，撰寫歷史不少是有政治目的的。我們閱讀中國歷史時會發現，以前的晚清民國歷史論述，不少是同情國民黨的立場者編撰，以歌頌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但當《南華早報》紀念創刊一百周年時，再刊出孫中山先生當日去世時的社論，說到孫中山某程度上是位失敗者，很多問題都無力解決。很多時歷史故事都是受政治需要而說出來的，例如慈禧太后的負面形象便受到改革派文人梁啟超等的影響，「唱衰」慈禧是他們當時的實際政治需要，為達到他們的改革目的。關於慈禧廢科舉與開憲政等措施，或許並非如改革派說得的那麼差。可見共同歷史某程度上可以是建構出來，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社會，有一段時間人們曾認為政治只需集中關注普世政治理想價值，不用再提不同文化或「安心立命」的終極道德議題。當冷戰結束後，社會主義集團瓦解，世界好像只剩下自由民主制，當時美國日裔學者福山（Fukuyama）便提出歷史終結論（End of History）。他借用黑格爾的講法，認為歷史並非完全理性，當人類不能成熟至完全理性時，歷史還充斥着很多偶然因素和不穩定因素，所以還會出現盲動。但理性會不斷發展，並通過國邦的共同體來實現。當一切的雜質及非理性東西全被篩走，理性絕對顯現時，就不需要再講歷史，因理性已取代歷史，成一種新的必然秩序，情況好像是將天國搬往地球的想法，正如《禮運大同篇》至馬克思說的終極理想完全實現時，無紛爭無政治的情況。福山認為有一些普世的東西，維繫我們的價值，只有以理性來規範，偶然和例外的錯誤便會消失。但這種說法有很多問題，第一是如果歷史真的終結，世界已變得大同。但今天世界大同了嗎？第二是歷史並沒有終結過，當冷戰結束後，文化衝突反而不斷出現，不論是最近英國曼切斯特或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的恐怖襲擊，宗教文化衝突持續不斷。第三是普世價值本身的爭議，究竟普世價值是否真的那麼普世？不同論者都有不同意見，眾說紛紜。
無論如何，人們的確嘗試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如種族、歷史、文化、和普世的政治價值，來維繫政治共同體，但沒有一種說法和定義是可完全取代說服任何一方，當中還充斥着不同的爭持，甚至是衝突，各不同的民族文化戰爭仍持續不斷。在未達至世界大同或出現大亂兩種極端之前，不論喜歡與否，政治總需要分野，建立彼此，即是我與他者之間的分別。從這一點上，政治的出現等於分野的存在，其中分野可以是好是差，可以是建設性或侵略性和破壞性，但如果沒有分野便不需要講政治。在分野的過程中，還需要區分敵我的分別，分辨誰是誰非。其中毛澤東對此分野具一定的洞悉力。他認為政治的關係有兩種。一是人民矛盾是內部的，二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並非請客食飯。即使是最仁慈的政體，都會分敵我，否則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與毛澤東的分野相近，另外一位德國的重要法理哲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亦寫了一本名為《政治性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的小書，他說，推理到最後，政治活動與現象，最根本的關係就是敵我關係。
很不幸地，我們都在不完美的世界內生活，只要有政治便代表不完美，因完美已不需要分野和政治。但盡管不完美，政治同時可使人們避免完全的敵對，正如現代政治學之父霍布斯（Thomas Hobbes）說過，如果我們想像在沒有國邦的年代，沒有主權巨人（Leviathan）時，任何人都是我們的敵人，形成一種百分之百的恐懼生活，即是陷入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中。有了政治秩序後，至少人們可以區分敵我與對錯，犯錯後會有後果，接受巨人（Leviathan）的懲罰。政治不會帶來天國，但至少會帶來秩序，然後可進一步區分各意識型態、宗教信仰和文化等，以上這些界定都是幾百年以來，我們對政治學的思考。
政治是可行的藝術？
關於可行的藝術，簡單來說可用一句話來概括── 既然那麼多不同意見和分野，如何才可變成共識和集體的決定？如果成功，這可避免天下大亂。因此要避免天下大亂，我們需要懂得政治。究竟有什麼辦法、制度、或做法比較上有保證和可靠地能將紛亂、分歧和衝突變成共識？而這共識是通過政治權威，真正有權利地作決定和說了算，嚴格來說，千言萬語講政治，便是這個意思。
在中華文明中，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成為一種獨特而延續的秩序。當中華文明進入現代文明之前，儒家思想為主的政治秩序影響了我們二千多年，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和權力的運用。君臣關係的存在是必然不平等的，但同時強調如果君不君、便臣不臣。儒家思想並不假設人人平等，並非是民主和一人一票，認為有君子與小人之別。在這情況下，他們的秩序是從某套思想演變出來，從中界定中國人的政治關係。
到了現代，今時今日最著名和主導世界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的制度。與儒家制度相反，自由民主制強調自由平等，個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人民的同意，政府便缺乏合法性，因而引伸出代議民主，個人權利至上，共同規則比共同追尋更重要等政治特色。
第三種重要的政治秩序，但現已過氣的，是共產主義制度。在上個世紀，人們以為共產主義可以取代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但1989年卻失敗告終，餘下還奉行共產制的小國不足為道。即使是標榜共產的朝鮮領袖金正恩，也不能對世界有很多的影響，可能其核子武器會帶來威脅，不會取代自由民主制。現今的中國模式對民主持比較批判的態度，對自由民主制具相對較大的威脅，但仍遠不及冷戰時期，一套意識型態可能取代另一套意識型態的激烈競爭。共產主義強調平等、先鋒黨、和革命手段，與自由民主制都是現代的產物，但各有不同的政治假設和秩序。
第四種政治秩序，是近年伊斯蘭文化內的宗教復興所追求的政教合一體制。簡單地說，他們追求某種宗教上原教旨的復興，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持比較敵對狀態。由於與西方強弱懸殊，他們中的激烈者只能以恐怖手段的非正規戰爭對抗，對世界仍具一定的影響。
縱觀以上各種對政治的嘗試，說政治是可行的藝術，其重要意義在於──如何將紛亂和分歧創建成共識？如何在各種的私人利益中尋找共同利益？如何避免所有人都變成敵人，避免全面的戰爭，進而建立合法性秩序？如何將衝突以談判和互諒互讓方式達至共同決定？以及如何以選票代替子彈，即英說的以Ballot 取代Bullet。
政治為什麼重要？
根據以上對政治學、政治行為和政治經驗的理解，我們開始明白為什麼亞里士多德會認為政治學如此重要。亞氏以「首要學科」（Master Science）來命名政治學，認為政治是一個至高無上與事關重大的學科，以解決各種重要的問題，例如生死的問題，決定整個共同體的命運。因為政治有壟斷壓制他人的權，和懲罰判斷別人生死的權，這全屬於合法及應然的權利，非只單靠武力執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如果要做一個比較完美和具充分生命的人，沒政治不能成為「正正當當」的人。如果沒有政治秩序，便出現天下大亂，所以政治學和政治行為在人類文化中，從第一天開始已經是十分重要。縱觀所有文化，政治學留下的經典，都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在芸芸文化的經典中，政治學很早便出現。而中國其中一本最早的書《尚書》，主要是記載論述當時的憲政，不過是以當時的方式講述唐堯夏商周時期，帝王是如何作決定，及其決定的正當性。雖然政治不是唯一，因為人類文化比政治豐富，經典還包括《易經》、《詩經》等，以記述人類各種在人間世內重大的經驗。但政治作為人類文明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如果能認真通透地認識，可對今天與將來有很大的作用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