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大鬧一場，然後，悄然離去。這是金庸（查良鏞）對人生的解讀。他是一代武俠的泰斗；也是一生傳奇的情癡。都說「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94歲金庸，深居港島山巔叢林掩映的豪宅之中，一生「大鬧一場」。10月30日下午，香港養和醫院，親友陪伴在側，他「悄然離去」。全球華人同聲哀輓，世間再無大俠，射雕終成絕響。
金庸屢次「被死亡」
一代文壇大俠、《明報》創辦人金庸，晚年深居簡出，上世紀90年代逐漸淡出「江湖」，最後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是五年前的事了，2017年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開館，他沒有現身。近年，在香港文壇、報壇、政壇，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走進2018年以來，關於他的作品發生兩大新聞，也不見他發聲。這些年金庸患病，90多歲老人病，說不了話，寫不了字。這十年，他在網上「被死亡」至少五次，事後證實謠傳。
金庸武俠小說剛入歐美
2月下旬，他的《射雕英雄傳》首本英譯本面世，由英國麥克萊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發行。由安娜·霍姆伍德翻譯的《射雕英雄傳》第一卷《英雄誕生》，封面上繪着一隻展開黑色翅膀的「奇幻小說」，引起西方讀者濃烈興趣。這部在華人世界風靡了數十年的經典武俠小說，雖屢次被改編成影視劇，卻是首次征戰西方圖書市場，上市兩個月便已連續加印七次。這部金庸經典作品首次被譯成英文出版。出版商用「華文文學的《魔戒》」來形容《射雕英雄傳》；《紐約客》雜誌則形容他的文化影響力有如《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戰》的綜合呈現。
《射雕英雄傳》第二卷預計2019年初推出。除英譯本外，《射鵰》法文漫畫版從2017年10月起出版了五本。《射雕英雄傳》英譯版第二卷譯者張菁聲稱自己年輕時就讀金庸，成了金庸鐵粉。只希望好故事長腳，不脛而走，能從東方走向西方，為全球所認識，不譯，才是最大的損失。其實，金庸武俠小說英譯並非首創，早有三部英譯本「走向世界」，英譯而完整出版的有三種：1993年《雪山飛狐》、1997年《鹿鼎記》和2004年《書劍恩仇錄》，分別由香港牛津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射雕英雄傳》英譯本出版，重新掀起諾貝爾文學獎的議論，不少書迷和書評家認為金庸夠資格拿獎，雖然他的武俠小說開始打入歐美書市，但目前還是只有屈指可數的紙本書和電子書出版，談拿獎或許還言之過早。台灣版權經紀人譚光磊表示，這暴露一個問題，「連金庸小說在世界文壇都『遲到』了這麼多年，關鍵在於華文世界有太多作品沒有外語版本，數量非常不夠」。
金庸控江南等侵權
2008年金庸作品還經歷一件大事，即8月中旬，金庸訴「同人小說」《此間的少年》作者江南等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在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一審宣判。法院判決江南等三被告立即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停止出版發行《此間的少年》並銷毀庫存書籍，賠償金庸經濟損失168萬元人民幣，及為制止侵權行為的合理開支20萬元人民幣，公開賠禮道歉消除不良影響。
金庸：愛讀書多過自由
金庸在香港創下的一個「神話」，在他逝世後的這兩天還不見媒體提及。那是12年前，即2006年7月21日，金庸結緣香港書展，參與他座談會的讀者超爆5000人，打破書展17年來座談的紀錄，其中不少讀者來自台海兩岸及東南亞各地。一個文學講座聽眾如此眾多，肯定是「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了。這場講座由《亞洲週刊》策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合主辦的。是日夜晚，第17屆香港書展七號展覽廳成了金庸世界。讀者提問踴躍，金庸回答精妙，氣氛相當熱烈。據當年參與策劃的前香港貿發局部門負責人邱松鶴回憶說，在現場最初安置了5000張椅子，坐滿了，再增加到7000張，還是爆滿全場，許多讀者只能坐地上了。
82歲的金庸特地從英國趕回香港參加書展座談，這是金庸第一次在這麼大的場合與讀者見面。金庸開場即表明﹕「我用普通話講比較方便，如果講得不精采，就對不起大家了。對於大家的提問，如果懂的，我就回答﹔如果不懂，我回去查一下再想辦法回答。」如此謙遜的開場白，出自一代大師之口，令金庸迷欣喜異常而報以熱烈掌聲。
金庸首先與讀者分享中國的俠義精神﹕「俠士是為人民做好事的」，「『俠』字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好的，後來成為做人的典範。我要透過武俠小說體現這種『俠義』精神，透過武俠小說把中華民族這種精神承傳下去」。一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首次公開說出創作經典小說的原因。
有讀者關心他平時喜歡看什麼書，金庸表示，只要喜歡看的書他都會看。他笑言，讀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如果有兩種生活﹕一種是坐牢十年但可以讀書，另一種是人身自由但不可以讀書，我寧願選擇坐牢」。有金庸迷問他，看什麼書才會學懂這麼多武功招式？金庸說，「要看不同類型的書」，「現時只想看多些書，只有多看書才能增長知識，現時集中看關於唐代的書籍及古典文學」。
金庸是華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報人，創辦了香港《明報》等頗具影響的中文報刊，為《明報》撰寫社評20餘年。有讀者在座談會上建議「大俠」重出江湖，再為《明報》執筆寫社評，對此，他明確稱自己已「無心無力」了。他說﹕「不會再寫了，對政治已經不再熱衷了，年輕時，無論對中國、對香港的政治都十分投入，願意把身子及感情統統投入政治活動當中，現在年紀大了，性格變了，很多事情都看得開了，看得化了。」他拒絕評論目前的香港政治，「任何政治議題都不想再談論，不想再評論了」。
有讀者問他最喜歡自己哪部作品？金庸說﹕「每一部我都喜歡，因為每一部都是我全心全意的作品。」關於近年自己修改小說，他解釋，當初作品在報紙連載時間倉促，有些地方寫得不好，所以要改動，當年每天寫2000、3000字，第二天就要刊登，作品有不少不連貫和不合理的地方，如楊過用右手擋劍，但最後是斷了左手。
問起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不時在各地電視台熱播的看法，這位文壇巨匠表示，最反感那些在改編電視劇過程中不忠實原著的人。他說﹕「我其實很不喜歡其他人改編我的小說，因為它們都是我的子女，對我的原著改得愈少愈好，最好不要改。作品賣出版權，結果發現被改得面目全非，就好比把自己的孩子托人照看，結果發現不是少了一隻手一隻腳，就是多了一隻手一隻腳。」
香港專欄作家陶傑參與主持的兩個多小時的見面會結束後，近千讀者排起「長龍」，索取大俠在書上簽名。主辦方規定每人只能簽一本書，年逾八旬的金庸一筆一筆認真寫着自己名字。
一位40歲上下的女子帶着10歲兒子拿着書，走上講台讓金庸簽名，又站到坐着簽名的金庸身後拍照。那女子雙眼閃着淚花，用紙巾抹着眼睛。她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自己來自深圳，從報紙上看到香港書展有金庸與讀者座談，於是以「自由行」方式專程來香港，座談會後就返回深圳。
倪匡多次為金庸闢謠
這十年，金庸在網絡上已經至少五次「被死亡」。和金庸同被喻為「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經常替好友金庸澄清他的「去世」傳言。深更半夜，倪匡被電話吵醒，接起來都是關於金庸死活的求證電話，請他去問問怎麼回事。他每次都被嚇一跳，電話打去金庸家，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來。兩人聊起「去世」的烏龍，金庸從不生氣，總是一笑而過，倪匡說：「他覺得人總是要死的。」2013年，金庸89歲。那時倪匡每半個月就會和金庸見一次面，當時他告訴外界：「查先生健康沒有問題，他胃口比我還要好。他就是聽力不好，但又不戴助聽器。」
10月30日晚上，又有人打電話給倪匡，這次是告訴他金庸逝世的消息。他一開始不相信，不斷反問：「哪裏來的消息？」而後他坦言尚未收到金庸家人的通知，他和金庸已經有半年沒見面了，因為金庸一直在生病，都是90幾歲的老人病，「前陣子他話都說不出來，字又寫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倪匡表示90幾歲的人，油盡燈枯並不出奇，都是自然規律，但是由於傳過很多次，一定要證明真假。當得知此次死訊已被多方證實後，倪匡還是不由得低歎。
倪匡與金庸認識差不多60年，兩人一直都是朋友，各方面都投契。金庸在報刊上連載武俠小說時，一旦自己要遠遊異國他鄉，都會找倪匡代筆。創辦《明報》後，金庸也常找倪匡寫稿。談及與金庸的交往，倪匡形容其「為人好到不得了」，更評價他的小說「古今中外第一人」。當被問及金庸的離世是否對文壇損失極大時，倪匡則坦然表示，人一定要去，他的作品永遠在那裏，他就算在生，都沒有能力繼續寫作。最後更喃喃道自己也好大年紀。
金庸的小說裏，主人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世或自己的父親，他筆下的男主角中，幾乎都沒有體驗過成年後的父子關係。不少讀者都曾經歸納，郭靖、楊過和袁承志都是遺腹子，張無忌、林平之和康熙少年喪父，令狐沖、韋小寶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這些父子的感情線全都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隱去了，這很難說和金庸本人的經歷無關。
父親贈書 影響金庸一生
2000年初，金庸在其自傳體散文《月雲》中寫道：「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
「宜官」正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親查樹勳（一說為查樞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給起的。查樹勳的確是個地主，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寧當地的名門望族，他也是當時著名的教會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的畢業生，受過西式教育，是當時落後中國裏典型的精英，據稱他曾鼓勵金庸說，你表哥徐志摩讀劍橋，你以後也要上劍橋。有一年聖誕節，他送給小金庸的禮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聖誕頌歌》，內容是講一個冷酷的守財奴，受到精靈的啓發，變成一個善良的人。這本書對金庸的性情、人格影響很大。
1951年4月26日，查樹勳在自己興辦的小學的操場被槍斃，金庸當時正在香港《大公報》上班，聽到消息，悲痛萬分，哭了好幾天。多年後才在自傳中提及這段傷心事。在書寫這些缺失父子情、透過筆下人物尋找父親的小說時，金庸一直將父親贈送的《聖誕頌歌》帶在身邊。
金庸不僅是作家，也是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金庸在政壇同樣具影響力。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單獨接見時任《明報》社長的查良鏞，成為香港獲鄧小平接見的第一人。上世紀80年代初起，他數次回內地，受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江澤民等接見。其後他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而其聯同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更成為回歸後香港政制發展的藍本，惟因方案被指保守，背上「出賣民主」的罪名。晚年他淡出商界政界傳媒界，開始步入學界，在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與劍橋大學等名校，涉及歷史、文化等領域。
專欄作家、《金庸政治學》作者葉克飛認為，金庸這一代知識分子，生逢跌宕大時代，雖難免顛沛流離，甚至一生沉痛，但一方面有舊學底子，另一方面又受西方現代文明滋養，思維與視野均具現代意識。也正因此，這代知識分子反而成了因中西文化碰撞而受益的一代。
金庸小說長於情節，也能滿足人們對江湖的幻想，但在價值觀層面仍有守舊一面。終其一生，都未能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桎梏，即使縱觀其人生，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早已大於中國傳統文化。倒是後期作品如《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因世事變化而更為深刻，反倒成就了最好的金庸。這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極是艱辛，甚至可算是生來不易。金庸在跌宕人生中尋得人生價值，已極幸運。
無論如何，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跌宕歲月裏，武俠小說曾是一代漂泊者的精神慰藉。到了上世紀80年代，它又成了一代內地年輕人的精神食糧。通俗文學的光輝歲月，就這樣穿越時空，金庸也成為幾代人生命中無法繞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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