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經濟交流在上海

1990年6月,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出訪香港,推銷浦東大開發。那個時候,我就被朱市長的風采吸引。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港英政府依據法例成立了香港貿易發展局,是一家公營機構(public body),以這樣的方式成立的機構有很多,比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旅遊發展局等。可是,這樣的編制在國內是沒有的。每次,都費了不少唇舌解釋給國內的官員聽,我們是什麼。

最後,我只好說我們是香港經貿委下面的事業單位,等於大陸的貿易促進委員會(貿促會),他們就明白了。可是,這樣的陳述嚴格來講,按照香港實際情況是不符的。反正,在大陸,能溝通,由於大家體制不同,大家能心領神會,就行了。

當時,北京設有經貿部,並在主要的城市,設有分支機構,稱為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簡稱經貿委或者外經委)。上世紀八十年代,計劃經濟的鳥籠體系還是主流,進出口業務都由各專業進出口公司經營,比如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中國紡織進出口公司,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等。生產企業本身沒有進出口權。

在銀行工作時,也經常拜訪經貿部,以及各專業進出口公司,做公關工作,讓他們知道我們銀行的存在,當客戶沒有指定開信用證銀行(開證行)或者收證行或者承兌行時,可以選擇我行。出差到上海,也經常拜會上海經貿委以及各專業進出口公司,所以早跟上海經貿委打交道,到了貿發局,只是換個身份而已。官商和官本位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現在我既然是公營機構的代表,更是駕輕就熟了。

1990年6月,在機場貴賓室,恭迎以朱鎔基市長為首的上海代表團。
1990年6月,在機場貴賓室,恭迎以朱鎔基市長為首的上海代表團。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對外經濟工作,主要分為三塊:經貿委,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簡稱 「外資委」)與上海市貿易促進委員會(簡稱「貿促會」)。貿發局不經營實體業務,因此與經貿委的具體合作是不多的,我們的對口單位就是外資委和貿促會。1990年6月,上海市長朱鎔基(後來貴為中國總理1998-2003),出訪香港,推銷浦東大開發,就是外資委直接跟我溝通與經辦部分行程;一般的展覽活動就與貿促會溝通合作。

1990年12月,上海一商局局長接待以貿發局主席鄧蓮如為首的香港經濟訪問團。
1990年12月,上海一商局局長接待以貿發局主席鄧蓮如為首的香港經濟訪問團。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也是主要推動滬港經濟合作的橋樑之一,當唐翔千會長帶領香港代表團來滬拜訪,朱市長都會來參加會議。奇怪的是,他們從來不設飯局,實務溝通為主。那個時候,我就給朱市長的風采吸引,不管他是在台上演講或者是會見代表團,發表談話,從來都是脫稿地誇誇而談,其邏輯思維慎密,內容滴水不漏,展現出無比的自信與思想底蘊。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是推動滬港經濟合作的橋樑,出版有《滬港經濟》季刊。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是推動滬港經濟合作的橋樑,出版有《滬港經濟》季刊。

由於協會會員大都是滬人,溝通的方式都多以上海話來進行,讓我這個小廣東,覺得有逼切的需要,惡補上海話。(廣東人學習上海話是比較難。因為沒有滬語的流行歌曲,只有滬劇,不懂欣賞。唯有中午拿起新民晚報,用自創的上海話唸出來,讀報紙,請秘書糾正,弄得秘書懇求我不要再繼續,呱呱地叫「受不了啦,會吐啊」。所以,非常遺憾,我上海話的水平只是「洋涇濱」,上海話的意思大概是不標準)。該協會舉行每月的例會,會員間交流一些信息與體會。又不設飯局。

協助香港消費品打進大陸市場,我責無旁貸。
協助香港消費品打進大陸市場,我責無旁貸。

那個時代,國內的商業都是由國家管控的,批發與零售業務都是。貿發局主要是協助香港的消費品,打進大陸的市場,我就責無旁貸了。

一商局管國內的百貨批發與零售,二商局管糧油等民生用品。我在任期間,大陸的百貨都有批發站,而且分等級,輕工產品與消費品都是經過他們統購統銷。另外,各地都有國有的百貨公司,每年都舉辦訂貨會,讓全國各地的國營商場去選購與訂貨。

貿發局肯定要為港商牽線搭橋,與各地的國有百貨商場做買賣。因此,在1989年與1991年,分別於廣州南方大廈與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中百一店」),舉辦大規模的港貨展銷會。巧的是,解放前,他們都屬於香港蔡昌兄弟的大新百貨公司的。大新百貨總公司設在香港,後來分別於1918年在廣州,設立廣州大新百貨公司(解放後改為廣州南方大廈),又於1936年,在上海,成立上海大新百貨公司。在上海,大新百貨樓高10層,在國內首創扶手電梯。中百一店在國有商業機構獨領風騷的時候,一直是國內的老大哥。

意想不到的是,50多年後,香港的元素再次重臨它們,竟然是由我牽線及參與,豈不快哉!

在貿發局上海的日子 7-2

原刊於「思考香港」,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梁觀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