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智鴻新書《理性的呼喚》 回顧公職生涯點滴

梁智鴻指今天「每個人都想自己是對的,字典裏沒有we和us(我們),只有me和I(我)」,他希望藉個人經驗,幫助社會重回理性。

醫院管理局前主席、港大校務委員會前主席、泌尿外科專家梁智鴻醫生今年書展推出個人著作《理性的呼喚──從手術室到社會大舞台》,分享與父親的感情、回顧自己多年的專業及公共服務生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有中、英文兩個版本,英文版為梁智鴻親撰,中文版則就由出版社翻譯。

梁智鴻介紹,這是一本有事實根據的故事書,並非自傳,也不是歷史見證,全書共十個章節,講述他多年行醫、從政經歷。

他笑言,寫書不是難事,大概只花了五個月時間。他在處理繁忙的工作和公務之餘寫作,例如利用兩場手術的間隙,而真正挑戰在於付梓成書。

因父親走上醫學之路

港鐵香港大學站走廊有一面牆壁,滿是描述港大百年歷史的圖片。梁智鴻指,當日參觀港大歷史牆時,在一張早年學生的合照中,發現了父親亦在其中,便即時叫弟弟一起與父親「合照」,又笑言自己的髮型與父親一樣是中間分界,但父親比自己英俊,呼籲讀者有興趣可在歷史牆尋找其父蹤影,或在書中查閱答案。

書中的前言為「我的醫生父親」,梁智鴻憶述,父親畢業後到當時十分偏僻的香港仔行醫,為當地漁民服務。他談及父親曾在八號風球期間,上船為漁民接生,「當時漁民沒有太多錢,最後送了一斤蝦和鹹魚給父親。」他認為,父親的行為是彰顯行醫以人為本、仁心仁術的精神,並受到父親的啟發選擇行醫之路。

梁智鴻笑言寫書不算難事,付梓出版才是挑戰。
梁智鴻笑言寫書不算難事,付梓出版才是挑戰。

祈社會氣氛重回理性

被問及為何選擇在2018年成書,梁智鴻認為,現時社會過於政治化及分裂,「每個人都想自己是對的,字典裏沒有we和us(我們),只有me和I(我)。」他希望透過書本闡述自己的經驗,令社會可互相幫助,求大同存小異,令社會更加理性。

1988 至2000 年擔任過立法會醫學界功能組別議員的他指出,有人認為功能界別是小圈子選舉,應該廢除。他承認功能組別確實屬於小圈子選舉,但議員推動的政策都是為香港整體着想,市民都得益。

他憶述自己第一次參選時落敗,因為自己是專科醫生,不明白普通科醫生的需要,後來第二次參選,以大比數贏了對手進入議會,來到議會又以為服務對象只是醫生,後來才知議員是要為市民服務,笑言自己「頗離地」。

梁智鴻在書中有不少篇幅談及醫管局及沙士(SARS)的篇章,現節錄如下:

我們恭維別人,常常說「你是天生的領袖」;但領袖不是天生的。他是那個迎難而上的人,往往能夠在關鍵時刻作出明智決定,並且願意承擔後果。

我獲委任管理的醫療制度架構龐大,有逾五萬名員工及四十多間醫院。與此同時,在我的醫務所受薪工作的人只有兩個護士和一個秘書。這對我來說是個「大躍進」。

在「天下太平」的時候,做醫管局主席尚算輕鬆──如常處理公務、出席公開場合、做醫院公開活動的主禮嘉賓、說政府愛聽的話;就自然得到表揚和讚賞。

可是,當危機爆發、人心惶惶,情況便馬上逆轉。你要在極大壓力下作出艱難、果斷的決定。作為機構的領導人,你要維護機構的聲譽,以及保障員工的利益;但同時,你要對市民的健康負責。你想見到在危機過後,他們活得比之前更好。

他又寫道:

在跟管理團隊商討後,我決定將大部分沙士病人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和瑪嘉烈醫院。沙士爆發初期,威爾斯親王醫院已經開始接受病人;而瑪嘉烈醫院是全港唯一的傳染病醫院,位置也靠近發現首宗沙士個案的淘大花園。

接着我們連夜將瑪嘉烈醫院的外科和非急症病人搬到明愛醫院。這是艱巨的行動,我對參與的員工一直心存感激。

這個決定是否明智?我相信,這至少是個理性的決定。沙士爆發之後,市民對公立醫院的普通科和急症室服務的需求並無減少。可是這個決定被立法會的衛生事務委員會批評至體無完膚。

這樣的批評既無必要,亦非公允。再一次,當我們全力以赴,立法會議員卻在他們有空調的辦公室找錯處。他們有真正關心過我們的「沙士鬥士」嗎?他們可曾到過醫院激勵士氣?一家公立醫院的行政總裁說出很多醫護人員的心聲,她問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我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你們在哪裏?」

一位政府高官曾經質問我,為何醫管局那麼多員工死於沙士,而在廣州「一宗致命的個案也沒有」。他暗示我們的警覺性不夠,更沒有盡力。我只告訴他,沙士在香港爆發,源於一個醫學教授從廣州「悄悄」來港求診。

編按:7月21日書展期間,梁智鴻將舉辦「高永文眼中的梁智鴻.梁智鴻眼中的香港」專題講座。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