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漢：中文大學商學院的先行者──懷念李傑老師

李傑教授（Prof. Lamp Li, 1923-2008），號蘭甫，著名經濟學家、管理學家，湖北黃梅人。早年負笈重慶中央大學經濟系，後隨國府遷台，獲得奧利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經濟學碩士學位、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企業管理碩士學位。

回國後先任教於政治大學企管系，又創辦東吳大學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之前身），兼系主任之職。1968年底，轉任香港中文大學林炳炎基金會教席講師，後升為商學院高級講師。1987年退休返台，再度執教於東吳大學，至2008年在高雄往生，享壽85。

一天收到中大MBA舊同事劉仇麗芬女士（Mrs. Nora Lau）的電郵（她是中大MBA事務的活字典。無論任職時或退休後，她和許多曾在MBA任職的同事保持聯繫。），知道當年的MBA老師李傑先生（Mr. Lamp Li）經已過身。並且知道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陳煒舜教授希望和我取得聯絡。

原來李傑先生是陳教授的長輩。陳教授正着手為他編一本紀念集。我有幸在差不多50年前認識李傑老師，感到是一個好機會讓我表達對他的懷念。

美國遠道回流建設中大商學院

中大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商學院的教授。在60年代，用研究衡量，有學者發表論文，認為UC Berkeley在美國名列榜首。由於美國的商學教育遠勝其他國家，所以UC Berkeley也標誌着素質最好的商學教育。李校長在1963年出任中大創校校長。1966年邀得UC Berkeley三位教授來中大開辦MBA。

當時香港的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UPGC, 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沿用英國的撥款模式。只撥款資助本科生教育及研究式研究生教育。不資助授課式研究生教育（taugh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李校長得到位於紐約的嶺南大學信託基金（Trustees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的資助，在中大成立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Lingn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開辦MBA課程。1966年收生六人。1967年收生12人。我是1967年入讀的學生，1969年畢業。

除了嶺南大學信託基金，中大還不時得到其他的資助。包括香港的林炳炎基金會。李傑先生在1968年12月履新，出任林炳炎基金會教席講師。因此，我唸MBA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便認識李傑老師。他教管理經濟學。由於我經已修讀該科，所以沒有機會上他的課。

不過，由於當時MBA的老師和學生數目少，上課地方、辦公地方集中在鄰近大學站的博文苑，師生常有接觸交往。學生對每一位老師都有近距離認識。相信老師對每一位學生也有很清楚的觀察。

生活不是這樣艱苦的

唸MBA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要忙着做碩士論文，要上課，也要思考畢業後的工作，經常出入博文苑。不時為了種種原因會留到深夜。我注意到李傑先生許多時候從早到晚在辦公室工作，打字機聲不絕於耳。後來才知道他整天備課。上課時要說的話，他全都預先寫下。聽說他經已在民國政府工作多年，後來又在台灣教大學一段時間才到中大。他這樣努力，實在克盡厥職。

1969年MBA畢業後，由於MBA課程主任李祥甫教授（Prof. David Li）的鼓勵，我沒有應邀到南海紗廠工作，決定出任中大崇基學院工商管理系副講師。學習開展大學的教研工作。崇基學院的辦公室接近博文苑。我備課的時候，除了翻閱崇基圖書館的書籍和學報，也不時到博文苑MBA的辦公室找資料。那時，MBA辦公室經常收到UC Berkeley的一些商學研究報告。對我來說，這些報告極富啟發性和挑戰性。

由於辦公時間多要留在崇基，也不想在辦公時間騷擾在MBA工作的同事，所以我往往在傍晚的時候才到博文苑MBA存放研究報告的地方。由於工友當我在學時經已認識我，她只囑咐我離開時熄燈關門，自己便下班。

晚上，不時會遇見李傑先生回到辦公室工作。一晚，他和我談了好一會。臨離開的時候，他留下了一句話給我︰”Life is not so hard.”（生活不是這樣艱苦的。）這句話留在我心裏很久。我有時也會問自己，會否過度工作，忽略了生活的其他面向。

對東南亞商學教育的貢獻

1972年崇基給我長假及進修假，到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唸市場學的博士學位。期間收到中大出版社寄來一本新書，Lee C. Nehrt, Gano S. Evans, and Lamp Li, Managerial Policy, Strategy and Planning for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4)。裏面收錄了我在1971年編寫的一個香港案例，Vi-Pro Baby Weaning Food（維他蛋餐），講維他奶當年研發推出的嬰兒食品。

在70年代，甚至80年代初期，世界各地MBA課程一方面要開設「企業政策」（Business Policy）作為整個課程總結的必修科；另方面卻缺乏有關企業政策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理論上鞏固學科。（直到一些劃時代的貢獻開始出現，情況才得以慢慢改善。包括Derek F. Abell, Defining the Business: the Starting Point of Strategic Plann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以及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這段時間的商學教育共識是選擇好的案例，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企業長遠路向。如果要以案例主導教學，又要教學不離地，本地案例非常重要。李傑先生和兩位合著者一同收集東南亞各地的有關案例，編印成書，對整個東南亞的商學教育，有及時貢獻。聽說許多院校都採用該書為課本。由於這本書的封面以綠色為主色，很多師生戲稱之為Green Book（綠皮書）。

樂於助人的古道熱腸

1975年我唸完博士回崇基述職，出任市場學講師。校方因為我未唸博士時經已在校服務三年，決定讓我以第二點而不是第一點為起薪點。一般來說，講師到了第八點才會考慮升職為高級講師。同時，我在出任副講師時，經已取得實授（substantiation）。因此，我帶着年輕博士的研究熱忱，希望用五年時間做出一些有原創性的、有素質的研究。這也是西北大學的取向。

過了差不多一年我才發現自己的魯莾粗疏。原來講師在第三點和第四點之間，有一個效率關卡（efficiency bar）。從第三點過渡到第四點，是要經過一番評核的。不是我原先所想像的等到六年以後才評核。我述職的時候以第二點為起薪點，回來後第二年便要交出教學、研究及服務成績，供校方考慮是否能通過效率關卡。對我來說，這一發現叫我感到有點措手不及。

一天傍晚，到尖沙咀出席商學院的晚宴及院務討論。（那時崇基、新亞、聯合三院行政獨立。三院商學院教員往往一起到尖沙咀一家餐館「鹿鳴春」用膳，並在晚飯後討論院務。）在路上碰見李傑先生，也碰見當時的商學院院長司徒新教授。

司徒新教授在前面走。李傑先生和我在後面攀談。李先生問及我的工作情況。我把自己的工作計劃和突然發現的錯愕和他分享。他聽了以後鼓勵我不必為這些事緊張。他也覺得這個制度至少在我的情况並不完全適用。說着說着，他突然加快腳步，走到司徒新教授旁邊，大聲地和司徒教授講起我的情况。

我冷不防他有這樣的舉動。我不好阻止他，更不好趨前加入討論。只好自己放慢腳步獨自走。我不知司徒教授怎樣對他說，也不知司徒教授以及大學怎樣處理。後來我順利通過效率關卡，也照原來計劃做我的研究工作。我不知道李傑先生這一舉動是否有助於我順利通過。不過，那一刻我看見他的古道熱腸。

重情誼、尊人心

1981年我升任高級講師。到倫敦放安息年假。未去倫敦，先隨閔建蜀教授到廣州外貿學院做一些演講，介紹市場學。那時中國剛恢復學位制度，積極考慮在大學開辦商學教育。1982年我回到中大後，加入中大商學院其他同事的行列，用不同方法積極幫忙中國的大學推動這方面的改革。

我們刻意用中文編寫主要學科的課本，接待從清華、復旦以及其他院校來訪的教授，為主要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開辦培訓班，到各大學作演講。在中大接待的教授，往往是資深的工學院教授。他們回去以後，許多成為商學院的院長和系主任。

為了中國的商學教育，我們付出許多。有一件事，記憶最深︰會計系同事曾玉馨小姐到蘭州講學，回程的時候在1982年聖誕節期間停廣州，因飛機在白雲機場起火喪生。她付出了年輕有為的生命。這事對商學院的同事有很大衝擊。由於她是基督徒，商學院幾位基督徒同事和我安排了一個午間追思會。李傑先生知道消息以後來問我，他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參加。後來他和許多其他同事出席。李傑老師的提問，反映了他對人的情誼和尊重。

1987年初我升任教授。1987年夏天我出任MBA課程主任。同一時間，李傑老師從中大退休，回到台灣繼續他的教研工作。李傑老師離開了中大，他的風範卻一直留存在我心裏。

2016年12月8日

本文為〈先施以誠：李蘭甫教授十年祭專輯〉之一篇，專輯先刊登於《華人文化研究》2017年6月號，後收錄於《典型夙昔：前修緬思錄》（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