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李金強教授：基督教在香港的開基與立教〉
不久前，名校聖保羅書院在中環街市舉辦了「城先‧啟後」170周年紀念展覽，讓市民大眾知道，香港以至中國不少近、現在著名人物，不少是聖保羅書院的校友，包括1861屆畢業的本港首位華人大律師伍庭芳、1881屆畢業的近代中國革命家楊衢雲、1891屆畢業的民國外交官王寵惠等，他們都是外國教會在港宣教辦學培養的華人菁英。
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李金強教授在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主辦的講座上講述「自立與關懷──香港基督教的發展與示例」，上期介紹了早期歐美基督教「差會」（Missionary Society）在香港的開基和立教，今期續談香港華人教會的自理、淪陷與重光，以及二戰後教會的復興、本地化與香港回歸後面對的轉變。
華人教會的自理、淪陷與重光（1901-1949）
1901年，中華基督教香港浸信自理會成立，並建新會堂；同年，美華自理會（後改名公理會）在樓梯街（今日必列者士街）的新堂落成，開啟了香港華人教會「自立、自理」的歷史。由於華人教會基督徒中，有錢的商人不少，對於教會的辦學，慈善等社會事業，助力甚大。
1901至1949年，歐美差會逐漸將香港會堂的治理權交還華人。1927年的「非基督教運動」（非基運動），促使中國基督教徒與外國差會劃清界線，與中國民眾認同，並融入中國文化與社會。教會因些要思考如何發展出獨立的、非宗派的、合乎中國人的民族特質的、與中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相融合的本色教會。這股風潮也影響了香港的基督教會。1895年，本港的華人基督教眾人數已超過洋人，這也讓華人基督教會的「自立」有了基礎，而基督教的傳播，也漸由港島擴展至九龍和新界，華人教會亦由此壯大起來。
1937年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基督教也在中國幫助戰地的難民。國民黨的要人，如孫中山、蔣介石、宋美齡和蔣經國都信奉了基督教。
1941年香港淪陷，教會出現日本牧師鮫島盛隆所言的「黑暗時期」，信眾銳減。隨着二戰終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英軍重返香港。戰後，基督教在港復興，並由華人基督教聯會統籌倫敦會、公理會、聖公會、循道會、崇真會、浸信會和禮賢會七大宗派事宜。
戰後教會的復興、本地化與回歸（1949-2017）
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內戰爆發。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新中國成立後，宗教政策有所轉變，尤其是1950年代的韓戰爆發後，歐美傳教士全遭驅逐出境，內地只認可由政府領導的「三自愛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又成立中國基督教協會（簡稱「兩會」）。李金強教授稱：「簡單來說，現在內地基督教會是『國營事業』；香港則是『民營』的。」
由於宗教政策的轉變，不認同中共宗教政策的牧師紛紛南下，著名者有趙君影、趙世光、計志文等。在香港，趙君影成立了香港培靈學院；趙世光分別在九龍、港島和台北成立了靈糧堂；計志文則在港、澳、台和東南亞成立了中國布道會。他們還首創「戲院傳教」。李金強教授指出， 1976年許氏兄弟的電影《半斤八両》戲院打劫一幕，靈感應來自「戲院傳教」。
「愛神愛人愛教會」 與「為國為民為社會」
1970年代至80年代初，本港經濟起飛，「香港意識」抬頭，基督教人士開始用新方法傳教，《突破》雜誌的創刊可視為標誌；「福音機構」相繼出現，傳教已不限於教會內，可視為一種新氣象。
同時期，大量公共屋邨興建，需求學校和閱覽室配套，港府也交給教會和辦學團體處理。教會藉着辦學校，閱覽室和福利機構傳教，新的教會順理成章在屋邨發展起來。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前後，香港基督教也面臨「前途問題」，隨着內地教堂紛紛恢復營運，目前的趨勢是香港跟內地「宗教復合」、「認祖歸宗」。不過，李金強教授特別指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重視「愛神愛人愛教會」，但更重要的是「為國為民為社會」；重視國家觀念，是華人教會的特色。他坦言，沒有「為國為民為社會」的精神，是香港教會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未來何去何從，香港教會仍須在「為國為民為社會」方面下功夫。
李金強教授講香港基督教的自立與關懷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