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配合創意文化產業，政府在2013年通過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計劃，採用了Foster + Partners的概念圖則，記者問李教授對西九的看法，他斬釘截鐵道：「我對西九徹底失望！必定一事無成，將來只會是個大型公園而已。政府根本選錯了發展方案，他們不應該選Foster的模式。建築界的人絕大部分都贊成Koolhaas的，認為Koolhaas最好，最具創意，甚至比Rocco Yim（嚴迅奇）更厲害，但我想花的錢應該最多吧。這個就是我們和政府所考慮的不一樣，他們用一種香港式的民主去決定，開很多會議，作評估，估算有多少人會去參與。到最後決定時，一定選一個最安全、最省錢、最保守的，而不會選一個冒險的、有創意的。」
李教授續說：「對我來說，文化村之所以能夠成為文化村，是因為可以帶動文化生活，然後把這種文化生活變成整個亞洲的中心。我當時熱衷於這個項目，也給了很多意見和建議，為此我亦寫了很多文章，但通通都沒用，政府有找我談呀，但沒有用的。」他搖頭嘆息，灰心失望之情緒，難以遮掩。「我後來發現，我的思考模式，跟他們的思考模式剛好相反。我只能說，將來可能要到深圳聽音樂了，深圳的音樂廳比香港的好，廣東也有歌劇院，這些香港都沒有。 香港有很多高素質的歌劇團，但沒有好的歌劇院。廣東有好的歌劇院，但沒有好的歌劇團。現在我想聽一場有水準的粵曲，連地方也找不到。這也是為什麼我會發嘮叨，我現在做了香港人，主動放棄我的學術，進入香港文化、生活，但我發現我所期望的香港文化創意，似乎沒有什麼進展，那我當然失望！」
到底可以怎樣挽救和改善現況？「香港人有個獨特之處，就是不按例出牌，找另類空間。政府搞了幾十年，要建一個西九時，他們在做小東西，而且是隨時都可以做出來。我一直認為香港是個動感之都，不停在動，對於固定之地，固定之事，香港人沒有興趣。但如果給他們多一點空間，一點錢，他們就馬上去做，執行力很強，幾個月就把想做的東西做出來。」教授最近還出席了一個小規模、非官方的文化活動，教授十分欣賞地說：「那個劇團做得很好，他們每個星期日都有人開班，教演員什麼是卡夫卡，教西方的文化背景，那個主持人是在演藝學院畢業的，非常有心。有一次我要在課堂上講解卡夫卡的《蛻變》，我邀請他們到班上表演。又有一次德國領事館邀請我去講卡夫卡，我再次邀請他們整團人去。這是香港文化呀！用創意重新演繹了卡夫卡，當時全程以廣東話作表演，聽的人都是西人，但他們照聽，非常成功！」
雖然李教授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給那劇團，但受益的仍然是少數，最終還得回歸到文化生態的問題。李教授續說：「文化本來就很難以用管理學那套，什麼都計算。但如果不管理，不量化，政府又覺得控制不了，但換個角度說，一制度化，文化、創意、藝術就玩完了。解決方法不是沒有，是政府在文化創意方面實行非制度化，減少制度，放鬆制度，just relax！給香港人多一點空間和自由，特別是那些小型的藝術文化團體。我一直都很疑惑，為什麼香港那麼少街頭藝術呢？我在倫敦，紐約看到很多街頭表演，但為什麼香港沒有呢？為什麼不開放街道呢？ 在街上表演為什麼會被警察捉呢？他們會說這是公共地方，那是某個私人商廈的地區，一大堆規則，令僅有的空間都沒有了。但慶幸香港人很靈活，你這邊管他，他就跑到另一邊去，作為香港人，我們要把香港人的機動性（mobility）發揮出來。我想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給他們一些空間、一點錢，不要去問成本吧！不要用會計的方式吧！隨他們怎樣做吧！但我認為香港政府做不到，他們不會這樣做。但歐洲的政府全都是這樣做的！特別是荷蘭，我親身去過荷蘭，當時在維修地鐵，政府鼓勵人們在地鐵裏畫畫，任由他們畫，如果青年在該地喝酒太吵鬧，政府就請人開巴士把他們送回家，鼓勵年輕人做自由創作，就應該這樣呀！為什麼不向荷蘭政府學習呢？」
不談政治 只談文化認同
教授早年活躍於投稿，寫專欄，就在兩年多前，即2012年，教授在《信報月刊》寫了一篇文章，叫〈香港文化定位：從國際大都市到世界主義〉，當中提到香港文化認同的問題 ，記者問他現在的文化定位有沒有清晰了一點？他回應道：「還是很模糊，沒有清晰過。」其實香港的歷史不算悠久，而且一直都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香港有屬於自己的本土文化嗎？「香港絕對有自己的文化，香港亦不是文化沙漠。只是香港文化的定義跟精英的定義不一樣。首先，香港是以廣義的嶺南文化作為背景，她又是財經金融中心，再加上香港的殖民主義特色，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文化一直由草根階層帶動，可見她有一段非常獨特的歷史，使香港成為一個跟北京和其他城市不一樣的地方。唯一可比較的是上海，上海和香港都有其相似之處，但也愈來愈不同了。」
李教授雖然有很多批評和不忿，但他並沒有絕望。「我只覺得文化在變，變的原因就是跟文化認同有關，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說不好就成了政治。我不想談政治，政治是狹窄化，黑白化，我只想談文化，只想談文化認同。 在文化認同方面，人可以既為本土又是國際。我曾經覺得自己是個國際人，但只限於cosmopolitan，而不是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這個字被濫用了，inter-national，背後還是以國家為主。但cosmopolitan是cosmo-politan，是跟城市有關。 廣義而言，我又是香港人，又是華人，又是國際人，三者並不一定有衝突，而且也不應分先後次序，不能說先做華人，後做國際人；或先做國際人，後做華人。但這個很困難，我看了很多新書，他們喜歡用world city來說世界城市，world city比較中性，不過亦有不少人用cosmopolitan，但這字背後代表着某些文化價值，包含了各種文化。 」
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教授這樣說：「現在大家一提到新香港人，只會想到大陸人，但我想到的是葡萄牙人，張愛玲就有寫香港的葡萄牙人呀，那時候的香港更國際化，而現在的香港太統一，香港人不是說廣東話就是普通話，但我來香港的時候，什麼口音都有。同是作為world city，倫敦就很不同，現在的倫敦變得愈來愈好，我住在一個朋友家裏，他的管家是葡萄牙人，我到餐館吃早餐，其老闆是意大利人；搭巴士，巴士司機是華人，這些人對倫敦的文化有很深的影響，這才是多元化。我還到大英圖書館，當時舉辦了一個展覽，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全歐洲都在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但香港的博物館、圖書館沒有紀念，只有電影資料館有紀念，而且放映一些經典電影，這個很了不起！可見在香港文化裏，電影非常重要。我多年前到芝加哥開研討會，題目是：城市如何重創（reinvent）自己。 巴黎在重創自己方面做得不好，柏林做得很好，紐約也不斷在改。香港呢？這十年來都沒有大改變，沒有新的東西。 上海就有，但是不是好的改變呢？這又是另一個話題，我對於新上海有保留。但相比起來，香港卻沒有特別、大的改變，只有小部分的改變，只此而已。」
李歐梵專訪系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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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介紹
李歐梵，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先後執教普林斯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 著有《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西文學的回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囈語》、 《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人文文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