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是創科局成立後其中一項重點工作，除了政府在科技基建、資金的支援外，亦有賴相關業界的創意和參與。
今年《施政報告》宣布創科局將與科研及公私營機構共同研究建設智慧城市，但智慧城市給人感覺總離不開人工智能、電動車之類，跟市民大眾似近還遠。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香港軟件行業協會主席楊全盛強調，發展智慧城市是透過科技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而非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端科技。
跨部門合作至關重要
研究可持續發展及智慧城市的專家Boyd Cohen 訂下智慧城市的六大框架，包括智慧市民、智慧政府、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經濟、智慧交通，由城市設計、政府管治，到運輸系統、經濟發展及教育制度也涉及其中。
世界各大城市早已為發展智慧城市作好準備，不少漸見成果，其中巴塞隆那、維也納、紐約、倫敦皆是顯例。楊全盛指，巴塞隆那市長辦公室下設專責智慧城市的部門，直接隸屬市長，負責制訂整個城市的發展藍圖和具體執行，運作已近十年。「發展智慧城市最大的困難是協調跨部門合作。例如智能交通方面，街上一個普通泊車指示，可能牽涉運輸署、路政署、私人停車場或管理政府停車場的公司。雖然技術簡單，卻涉及多個部門。若政府欠缺高層次的部門統籌，實在難以進行。香港就是這種情況，非常碎片化。」
公開數據 私營落實
目前於本港市民流通的公共交通工具應用程式，功能包括預告班次等，但商海導航 Talking Business因公司各有各做，每次行程需要用上幾個應用程式，對用家造成不便。楊全盛說：「當我想去旺角，考慮駕車還是乘搭交通工具前往？駕車的話，附近有哪些停車場？單是一趟行程就要轉用幾個應用程式，用戶體驗必受影響。」反觀巴塞隆那在數據整合方面值得借鏡，其政府、民間推出形形色色方便市民的應用程式，主要是政府開放數據，如運輸系統數據，讓私人企業加入開發。
他續指，新加坡的停車場利用科技，縮短司機找尋車位時間達三成，這不僅減低司機的時間成本，同時減少路面的碳排放及擁擠情況；深圳的車位都標示號碼，使用者只要於應用程式輸入號碼，便可以微信或支付寶付費。楊全盛指出，這些應用程式的誕生都有賴政府開放數據，讓私人企業加以利用開發，令政府的數據和企業的創意有效結合。
智慧城市三寶
要發展智慧城市，楊全盛認為首要條件是政府具備規劃願景。他坦言，香港在這方面相對滯後，「在亞洲四小龍之中，香港是唯一未有由政府推出的智慧城市藍圖。政府上層沒有政策，下層部門又如何配合呢？政府的主導角色十分重要。」除了提出宏觀藍圖外，他期望政府能夠認真理解民間的需要。
繼而設定標準。「做科技，永遠是佔據標準，然後便可佔據市場。」雖然香港起步較遲，但楊全盛認為仍可後來居上，因香港人口密度高、法制完善、市民對科技接受程度高，是絕佳的試行城市。他指出，科學園有逾90間從事智慧城市相關科技的公司，數量相當多，若成果理想，可將香港的標準引入內地，甚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拓展智慧城市科技的市場。「若能成功推動香港與內地在智慧城市方面的標準互相認證，將有利本港技術和生產商打入內地及國際市場。」
最後是公開城市數據。對於公開資料，本港社會因憂慮私隱外洩而卻步，楊全盛認為實屬過慮，「我們需要的是城市數據，如巴士站到站時間、停車場空間、各處道路擠塞情況等，其中九成完全不涉及私隱。只要獲得這些數據，很多創新應用便應運而生，可發展空間是政府難以估量。」他形容，這正正是由下而上的發展，也是構成整個智慧城市生態圈的關鍵一環。
借鏡愛沙尼亞經驗
只有130 多萬人口的東歐小國愛沙尼亞，是智慧城市的先行者，其成功在於將政策、標準、城市數據三者緊扣，形成智慧城市生態。當地政府利用嶄新科技管理城市，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建立電子身份認證系統，以手機的電子身份取代市民的身份證，「這個認證系統是開放架構，容許政府公共服務、銀行甚至私人機構的服務連接，用作身份認證。香港人在不同公共服務單位、銀行開立不同戶口，但在愛沙尼亞，一個市民身份證便可一站式查閱不同資料。」
在愛沙尼亞，開設一家新公司只需半小時，因所有個人資料已於各個政府部門互聯互通；若國民在愛沙尼亞醫院產子，嬰兒出生後，醫院會主動向父母發出電郵，查詢嬰兒名字及其他資料，然後銀行等其他相關機構就會自動跟進。楊全盛指出，目前愛沙尼亞的智慧城市系統已逐步出口到歐盟國家，該國政府旨在將這套（country as a service）的服務對外推銷，推動經濟增長。
創新科技不只是start-up
楊全盛期望政府能於今年內落實藍圖，並與民間一起制定有關智慧城市發展的標準，同時牽頭提供城市數據，讓民間落力「開發產品」。「與世界許多城市相比，香港已準備就緒，加上港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只要便利生活的，不用落力推廣也會流行。」他強調，除了培養更多startup，香港的出路是聚焦發展創新科技的高增值服務，「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圈才是明智之舉。」
原刊於中華總商會《商薈》2016年8月刋，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