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永青看來，香港回歸23年，是個失敗的例子。香港現在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壓倒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壓倒現實主義。而未來的27年，香港需要面對的是如何重新定位。
在香港，施永青有「地產教父」之稱，買樓賣樓自然離不開他。1949年他在上海出生，3歲來到香港，1978年與人合夥創立中原地產。從兩人一張寫字台，到如今擁有5萬多名員工，覆蓋內地、香港、澳門40多座城市，年收入超過100億 。
施永青年輕時曾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他現在是資本主義的信徒。他在中原地產實施「333制」，即所得收入，按職工、股東、公司各分利潤三成，他稱之為借用了「達爾文主義」。他管理企業則信奉道家的「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想，這也最終沉澱為中原「無為而治」的企業文化。「讓每個員工有合理的收入，也要給到他們思考和判斷的空間。」施永青如是說。
除了中原創始人之外，施永青還投資了廣告、移民、新創等不少企業。他還是施永青基金創辦人，曾多次以香港樂施會成員身份，親身參與國內的扶貧工作，捐出了逾八成身家。
他喜歡投資不同的領域，甚至涉足媒體行業。他在香港創辦了第三份免費報紙《am730》，在傳媒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他卻堅信只要內容好，就會有競爭力，因為他認為免費報紙是趨勢。他更是每日清晨起床之後，撰寫專欄「C觀點」，筆耕不輟，成為香港一位舉足輕重的意見領袖。
而他同樣也是一位對教育很熱心的人，我幾次請他在北京、在香港，和我們HKU SPACE中國商業學院的同學分享他的管理之道，他從不拒絕，並應邀擔任我主管的HKU SPACE金融及商業學院顧問委員會主席。在香港面臨十字路口的今天，7月10日我到他的辦公室與他一起對談，從香港為何陷入今日的困局，到香港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23條立法只能由中央政府處理
問：最近這陣子在香港和朋友們見面，都離不開《港區國安法》這個話題。去年香港反對逃犯修例的社會運動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想不到香港最後會出現暴力的衝突。相信大家也沒有想到一年後的今日，會有《港區國安法》的出台。香港回歸之後，一直未能就《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今年剛好回歸23年，有人很迷信，認為23條在回歸23年之後必然以另一種方式立法，這是香港新的開始，也是宿命。雖然這是一則笑話，但您如何看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答：之前我也有提過關於訂立《國安法》的時間問題，我認為中央政府在制訂《基本法》的時候，香港是有責任去制訂《國安法》的。原本中央政府是讓香港自行立法。但這條法例應該在什麼時候立呢？難道是2047年6月1日嗎？那樣便只有半個月實施。我認為立法的時間，至少要在香港回歸一半時間前去立這個法，也就是頭25年就要做的事情，不應該等到最後才立法。
我曾經發表過意見，中央政府應該定下立法限期，例如，在香港回歸一半的時候，也就是2022年，自行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如果香港在2022年之前不立法，中央政府就會直接將《國安法》放到《基本法》附件三內。有了這個限期，香港人便會直接自己立法，這樣可以起到加速立法的效果。但事與願違，反對派在事情的發展過程中相對成功了。他們讓大部分香港居民對第23條產生誤解，引發了異議。不僅僅是第23條了，即便是修訂《逃犯條例》 也被反對派阻止了。他們將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看成對抗第23條的前哨戰。在這個環境下，中央政府可能覺得香港可以自行立法的機會也很渺茫，只能由中央政府處理了。
在《國安法》推出之前，我已經寫過文章，當香港的事情變得嚴重，那就變成是逼中央政府縮緊對香港的管治空間，如果這樣，為什麼中央政府還要做出那麼多的妥協與讓步呢？香港有50年不變及「一國兩制」的基本權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可以和平、順利地回歸。但是到目前為止，不但沒有好好回歸，而且希望脫離祖國的懷抱。現在連內地人來港消費都不給，這些不是中央希望看到發生的事情。如果你令香港的發展與回歸背道而馳，那麼以前所做的讓步及妥協全都白費了，失去意義了，這亦是逼中央政府出手。
我自己也曾說過，一個政府的認可性建立在三種情況下。
第一種，亦是做到最好的是：選票認可，即是通過投票令政府可以公開告訴世界，我得到人民的多數支援。這是最好的，當然現在全世界大部分政府也不是這樣的，這只是理想的情況。第二種：強制認可，通過推翻舊政、政治鬥爭、殖民地佔領，一個擁有武力或者控制力的政府逼其他人接受他。最初英國來香港也是這樣的，羅馬帝國等也是，歷史上大部分（政府）都是這樣的。這種強制認可當權後，就知道人民並不服的。所以強制認可就是通過第三種情況，即政績認可而被人民接受，政績包括政治職效、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治安和商業活動等。當人民生活好了，就會認同這個政府。有些說法認為，內地現在也在做政績認可。
香港反對派很成功地令香港特區政府沒辦法建立選票認可。本來前幾年在做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是他們抓住候選人的資格和提名方式大做文章，將其遠離原有《基本法》定下來的方式，從而令香港未能走上選票認可這條路。
中國原本的想法，其實跟全世界也是一樣的，選舉當然是選那些認同這個政制的代表，在憲政下做選舉的。愛國是所有國家選舉中的必然條件，如：選美國總統，候選人可以不愛國嗎？如果不是在美國出生，做候選人也不可以。美國總統可否由香港人去競選？那當然是不可以的。首先候選人是美國人，不在美國出生的，也不能參選。移民美國的人要先入籍，入籍的時候需要唱美國國歌、認同美國的憲政。他們也不可能在入籍面試中，將美國的憲法批評一輪，還要表明不會遵守憲法。那面試官會不會讓你加入美國國籍呢？這些都是基本條件。鄧小平說過，應該由愛國愛港的人士來治港，這和全世界一樣。但是，他們將愛國與民主對立起來。當中國提出愛國人士才能參選，他們（民主派）卻說這是篩選、排斥。他將民主與愛國對立起來以後，那反而令到愛國人士未必有機會當選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選那些不愛國支持獨立的人做議員做特首。這令到選票認可在香港實行的可能性沒了。
當沒有選票認可，就換來強制認可。極端點來說，如果出了《國安法》，還是繼續抗拒，組織力量去對抗，那就是革命了。他們現在支持追求的東西，我說這不是革命，也不能達到目的。如果要革命就要推翻現屆政權，不承認現有的憲政。如果不承認現有憲政，如何在現有的政制下參選？如果參選，那就一定要認同現有的憲政。如果不擁護《基本法》，這些人並不是持有不同意見的普通人，而是從根本上反對現有憲政的人。美國也不可能讓支持ISIS的那些人在美國參選，也不准這些人發表言論。在Google，Facebook 上有沒有ISIS直接的言論？是沒有的，只有評論，只有第三者的描述，美國政府也不會讓拉登的演講放在那些平台上的。
香港只能自己定位，發揮本土價值
問：在過去的23年中，或者更久以前，大家都希望看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平穩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不少人都希望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好的樣板，政治上可以發展民主，經濟上依舊是中國連結世界的重要視窗。但23年過去了，經濟上，內地的發展很快，香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23年前比，已經是微不足道了。但和內地比，香港畢竟是比較開放的地方，比較國際化的地方，如果政治上香港可以找到一個比較民主的方式，認可性比較強的方式，如新加坡這種治理方式，香港的發展就會很不一樣。但是現在走來走去的結果是完全相反，並不是我們看到的最好結果，反而是最差的結果。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是什麼呢？
答：香港走一國兩制，有些說法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我個人認為兩個地方一定會有交流，會相互影響的，井水也會滲到河裏。回歸之後，甚至回歸前，香港對內地有沒有影響呢？初期是有很大的影響。內地有很多的工廠都是香港人上去辦的，大陸的資金管理模式也是來自香港的。最初內地也會標榜「港式管理」、「港式茶餐廳」、「港式裝修」和香港歌星等。現在，如果香港真真正正認為自己有一些東西是有價值的，你應該想辦法去影響內地，而不是純粹的與其鬥爭。如果你和他對着幹，他就只會防範你、抵制你，你和他的交流合作就會受到影響。比如像你們做教育的，內地同學可以來香港接受教育的時候，多多少少也會影響他們。
這裏我舉例兩個行業：會計和法律。會計行業跟內地的對抗要少一些，現在內地全都在實行和香港同樣的會計方式。以前我們到內地，他們的會計方式跟我們的很不一樣，而現在和香港一樣了，跟世界也是一樣，可以跟世界接軌。而法律對於內地的影響相對小一些，雖然有法律界人士上內地，但是願意去內地的愈來愈少了，對立愈來愈強。有些東西是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的，不需要一開口就說，你的是邪惡的，我的是正義的，要打倒你，並取而代之。這樣對內地的影響不會很大。我認為香港自己的定位是不要管別人太多，中國的態度如何，美國的態度如何，西方國家的態度如何，這些都不是香港這個小小的地區可以影響的。香港只能自己定位，找一個空間去發揮自己的價值。
香港人未有認清處境，同時世界大環境在轉變
問：香港在過去23年裏確實沒有定位得很好，但您看香港要如何定位自己才會發展得好呢？剛才您提到香港兩類專業人士有不同的結果，那專業人士需要如何更好地定位？一般民眾是很難去做這個城市的定位的，問題是香港政府在過去23年裏為何無法找準香港的定位？亞洲的國際大都市這句口號，講起來其實是很空洞的。2000年我剛從美國回來，香港比上海還是好很多呢。當時上海才剛發展，但是現在很不一樣了。當時香港在做「數碼港」、「中藥港」，香港的定位是想成為全亞洲的教育樞紐。現在我們反過來想，如果過去20年那些計劃都做好了，發揮的作用將會非常大的，香港會很不一樣的。如教育，香港希望成為教育樞紐，但至今沒有實現，多少內地人都希望來香港求學擴大自己的視野，現在他們還是會來，但去年一些反中的事件發生之後，不少人心寒。其實我們今天可以坐在這裏，也是因為我們HKU SPACE做了一個中國商業學院，去內地為內地在職專業人士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我很早就請您去北京講課，很受內地同學的歡迎，這裏我要再次謝謝您。那時您到北京，我們還是租外面很簡陋的地方做演講，但現在我們在北京、上海、深圳都有了自己的教學中心，超過15000多內地的專業人士和高管人士到我們這裏上過學。我們有很好的定位，以專業管理教育和終身學習為定位，對內地的許多朋友真正起到了擴大視野和加強專業管理知識的目標。我們的老師裏有許多香港商界和專業界很有經驗和成就的人士，對內地同學真的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而他們也因此對香港有了不少新的認識。所以定位非常重要，關於香港的定位，我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答：首先是我們自己沒有恰當地認清自己的處境，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同時世界大環境正在轉變。1997年前，英國人仍在管治香港的時候，香港另外一股力量來自中國內地，中國內地是採取配合及支持的態度。毛澤東在1949年表示不收回香港，就是希望香港能夠發揮某些作用，而這些作用在內地的體制裏是做不到的，所以他支持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但是到了1997年，中國政府認為沒有理由再延續不平等條約，因而決定一定要收回香港。
最初，英國希望主權換治權，但是被鄧小平拒絕了。我相信西方不是很認同這個決定，英國查理斯王子說過英國人管治得那麼好的地方，現在要交還給中國。西方也不希望在回歸之後，大陸對香港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當西方不認同中國的部署的時候，他們就組織力量對着幹，最初不是很明顯，現在愈來愈明顯了，且香港的反對派也是配合。在意識形態上接受西方的多一些，這一點我是明白的。因為很多香港人都是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西方文化下長大，他認同這些價值這件事沒有錯。但是你需要知道現在香港的現實是，香港已經回歸。回歸之後，到底哪些人對香港有主導作用呢？我在之前的文章也提到，你應該知道在1997年回歸後，主導權就已經是在北京的手裏。這個主導權在北京手裏，是歷史大環境造成，香港人是無法扭轉的。像中國要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怎麼可以阻止呢？美國也不可以阻止，他們只能間接阻撓，他們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這些都是間接影響。而北京的影響是直接的，如行政命令、人大決議等。美國只能反對，難道他可以出兵嗎？香港人如果知道主導權是在北京，那就應該爭取在北京的認同下去做事情，而不是與北京對抗下去做事情。對抗的結果就是他覺得之前所設計出來的方案是不成功的，而你希望他設計出來的東西是可以成功的。你說他是「假民主」也好，「假民主」也比「真集權」好。我之前也有說過，有人說我這個比喻不對，等於你去揭穿「狼外婆」是狼。我不是說北京是狼，如果你們認為他不好，是假裝扮好的，那他扮好就讓他繼續扮好。他希望表現的是民主，那就讓他假裝民主。
我認為北京給香港的東西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何為實實在在的東西呢？內地是走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走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有私有產權、市場經濟，怎麼可以說是「一制」呢？現在香港也是實行「兩制」的。香港現在走的是普通法，雖然現在增加了《國安法》，其它國家也有國安法，香港的法制仍然位於高水準的。我們在香港做生意，在香港簽署的合約可以得到履行，違約可以追求賠償。這些都是營商環境很好的表現，普通人的權益可以獲得保障，香港也是將終審權留在香港。即使有了《國安法》，大部分的法官都是找回香港的法官。香港還是有終審庭，還是有外籍法官，《國安法》也有「無罪假設」，沒有追溯期。假如在內地，如果犯上叛國罪，那是死刑來的。現在香港的也不是照抄，只是給你無期徒刑，這些都說明了內地是尊重香港的。
換來相反的結果
問：那為什麼反對派不清楚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呢？難道他們不知道嗎？泛民當中不少人當年都是支持民主回歸的，為何他們不知道面對這個變化的環境，大家要慢慢談，最後取得一些東西。2010年司徒華也走去西環中聯辦去爭取，儘管遭到一些泛民人士的咒駡。為什麼後來做不到呢？ 這是反對派的問題，還是中央政府也有責任呢？
答：我認為反對派的責任要大一些。舉個例子：在航海的時候，發現一條小船與一條大船馬上要相撞了。那是讓小船轉彎還是大船轉彎呢？如果是小船轉彎的話，那很快就可以做到。改變航線就可以了，可以避開大船了。但換作是大船轉舵，它需要花很大的力氣才可以改變航線。如果小船堅持不轉彎，大船即使肯讓步，調轉方向，也有可能會撞。這就是為什麼我將中國比喻成大船，13億人口與750萬人口差很遠。
中國共產黨走什麼政策，不是共產黨說怎麼做就怎麼走的，也受到時空的限制，受到中國的實際環境的局限。所以我認為，不是說你香港人叫中央怎麼改就怎麼改，中央就可以馬上改給你看。如果中央只管香港一個地方，那就很簡單了；但是中央是需要管治整個國家有13億人口，還要考慮其他因素，所以不是香港人讓中央怎麼改就能怎樣改的。你看到香港特殊環境的需要，看不到整個中國的需要。我自己認為香港的一些參政人士對政治的認識也不多。我認為他們對政治、對歷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才會做出這些無知的、以及傷害自己、傷害香港人的事情。如：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換來什麼呢？換來了國安法；叫特首林鄭月娥下台，結果變成陳方安生退場；叫解散警隊，結果變成港獨組織解散。原本有很多的想法，卻換來相反的結果。
反對派走的就是一條歪路
問：那是否可以理解為，香港很多從政人士對國家、對世界的認識不夠深入，所以他們想不到？
答：他們將一些理念變成絕對正確，壓倒一切，理念與現實之間沒有取到一個合適的平衡。有些情況，在我看來也是反對派的一個部署。香港回歸之後有幾樣東西是香港以前有的，現在卻都沒有了。
他們說要保護香港的基本價值，但香港人以前是現實主義多於理想主義的，現在卻相反。香港人是接受現實而來香港的，但是回歸之後，他們只講理想而不講現實，尤其是那些年輕人。當你只講理想，不想現實的時候，我們剛才說的現實問題他們就全部被放到一邊，不考慮了。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正確，理念正確。
另外一個就是，香港以前是精英主義，現在卻是民粹主義。只要是多數人贊成的才是好東西，而不是因為這個人有洞察力，有判斷能力。以前很多人認為香港首富李嘉誠厲害，可以賺到錢，這些當然有世俗的一面。香港也尊重有學歷的人，有專業的人。但現在這些都變得不重要，變成只要人多，支持你，有群眾認可就行，變成了民粹主義。
在某程度上這也是否定了資本主義，反而要社會主義。例如：銅鑼灣的餛飩面店鋪關了，租給了名牌店，他們也去抗議。如果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業主是誰由他來做決定，而不是因為社會的需要。產權、個人的利益比社會的利益更為重要。如果只重視社會的需要就變成社會主義了。香港後期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壓倒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壓倒現實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反對派走的就是一條歪路，我認為為了讓香港人走上一條歪路，反對派早有部署。
劉寧榮、施永青對談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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