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些爭議總是揮之不去，比如像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區別。
關於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區別，這件事如果從功利上去考慮，大家會關心學文科或是理科哪個更容易找工作，哪個更容易升官發財、找到漂亮女朋友等等，但是從更宏大遼闊的視野去看有人可能會問：文科生和理科生誰對世界的貢獻更大？
這問題可以從經濟學的一個重大分歧說起。
技術和制度的對壘
經濟增長是經濟研究的核心，而對於是什麼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經濟學的解釋可分為兩大陣營。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技術進步。從歷史上看，重大技術進步總是和經濟快速發展相伴隨；它不僅能提高生產效率，還是推動社會變動的基本力量。這是技術決定論。它有兩個核心命題，一是說技術是自主發展的，有自身的內在邏輯；二是說技術發展決定社會變遷，制度只是被動地隨着技術進行調整。
另一些經濟學家卻認為，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是同一回事，背後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技術規定了經濟活動的上限，但它解釋不了經濟為什麼能成功。反之，制度創新決定着知識和技術的增長；正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以及恰當的制度安排，才導致了現代社會進步和經濟持續增長。這是制度決定論。
我們可以粗略地認為，在技術決定論者看來，理科生對世界貢獻更大；而在制度決定論者看來，文科生對世界貢獻更大。
馬克思站在理科生這邊
對於技術決定論者來說，人類進步的歷史就幾乎等同於一部技術進步史。很多歷史時期的劃分就是以技術特徵來命名的，比如農業革命、鐵器時代、工業革命、互聯網時代等等。因為技術能深刻影響並直接體現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思維方式。
距今大約1萬年前，人類從狩獵和採集向定居農業轉變，通過放牧、飼養動物和栽種植物獲取食物，利用資源的能力出現飛躍。這被稱作農業革命或第一次經濟革命。
始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更是天翻地覆地改變了人類生活。人們用金屬和塑料補充了石材和木頭來建造房屋；用火車、汽車和飛機取代了牛、馬和驢作交通運輸；用蒸汽機、柴油機代替風力和人力驅動船隻；用電燈取代了蠟燭照明，還通過各種電器只需按一下開關，就能打掃房間，洗衣做飯，記錄傳播我們的聲音影像等等。
技術進步不僅帶來生活水平提高、產業結構變動，而且通過改變物質條件，改變人的生活習慣、思維摸式和交往規則，產生制度後果。
所以馬克思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是社會發展中根本性、革命性的力量。另一位重要的技術決定論經濟學家凡勃倫也提出，技術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因素，制度是靜態因素，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制度之間的矛盾，導致了社會組織調整和社會制度變遷。
但是，恰恰在最重要的工業革命和和現代化問題上，有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故事反轉：制度的力量
美國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C.North）是當代制度決定論者的代表人物，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否定了通常把西方國家近代高速發展的原因歸結為工業革命的觀點。
諾斯認為，工業革命所包含的技術創新、教育發展、資本積累等現象，本身就是經濟增長。工業革命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其結果，真正關鍵的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和它背後的產權制度。換句話說，恰當的制度安排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這類觀點不僅被用來解釋西方世界的崛起，也被用來解釋東方國家的衰敗。
15世紀早期，中國明朝的鄭和七次下西洋，規模最大的一次有將近300艘船隻，隨行近3萬人，曾抵達斯里蘭卡、印度、波斯灣、紅海和東非。但明朝當局並沒有利用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知識從事地理探險和貿易活動，而是在1433年最後一次遠航後突然告終，開始閉關鎖國。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已成為歷史的謎題。
半個多世紀後，哥倫布從西班牙出發探尋中國的新航路。他的船隊只有三條小船， 120個水手，跟鄭和下西洋相比簡直是小蚊子遇見大飛龍。但就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前後，西方國家發起了一系列海外探險，加上同時發生的社會變革，有力促進了科技、貿易發展，拉開東西方歷史大分流的序幕。
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在18至19世紀率先實現工業化，以至於此後200多年的國際政治中東方國家總是落後挨打，這個問題主導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線索。
剛開始中國的統治者們以為是技術和武器的原因，後來愈來愈多的人相信，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關鍵不在技術而在政治。因為技術可以引進，武器可以購買，但它們都不足以清除腐敗、富國強兵、抵禦外侮。所以歷史發展的主線從洋務運動轉到戊戌變法，又從君主立憲轉到辛亥革命，直到有人提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達到了泛制度決定論的高峰。
但是制度決定論真的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嗎？
當代中國社會悖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幾十年實踐，發現原先被奉為救國良藥的公有製計劃經濟並不能達到預定目標，反而使社會陷入嚴重的貧困，於是開始改革開放。但這並未動搖制度決定論的重要地位，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形成一種共識，即認為只有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的指引下，才能達到國家富裕和人民幸福的目標。這是新的制度決定論。
但這種新的制度決定論碰到了複雜的現實挑戰。比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下，也就是在一黨執政和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條件下，中國經濟保持了幾十年高速增長，它和標準的市場經濟模式並不相符。特別是在近年來，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網經濟突飛猛進，甚至有像「新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網購）這樣的技術應用脫穎而出，領先於世界，證明了技術進步具有超脫制度環境的獨立性。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技術決定論也得到彰顯和支持。2013年中國網約車行業剛剛起步時，正值中國大城市「打車難」問題怨聲載道，網約車的出現得到人們的歡迎和讚譽，也打破了出租車行業管制壟斷的局面，讓很多人歡欣鼓舞。比如易到用車公司創始人周航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強調互聯網技術創新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僅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成為改變社會進步規則的最重要的武器。
這又讓人想起一些經濟學家的告誡。譬如具有世界聲譽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在2002年就提出「後發劣勢」的概念，意思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差距，可以向發達國家學習很多東西，可以模仿制度，也可以模仿技術；相對來說，制度調整容易觸犯既得利益，技術模仿比較容易；所以落後國家往往通過技術模仿在短期內實現快速發展，以至於忽略了制度變革，為長期的發展埋下隱患。他觀點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巨大反響。
不管是否滿意，答案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技術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如果把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結合起來可以發現，兩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都可以用成本來概括。正如阿蘭·斯密德（Allan A.Schmid）提出的，成功的技術變化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或生產成本，制度變遷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看技術進步與制度變革有同樣的作用，又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存在誰決定誰的問題。
但在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又是互相影響、互相促動的，在經濟發展中很難把技術和制度截然分開。如果一定要區分兩者的作用和地位，只能說當一個社會的制度比較合理完善時，技術創新會對經濟增長起主導作用；但是當一個社會的制度還不完善，存在着很多弊端的時候，技術進步空間和經濟發展速度就取決於制度變革。這是一個動態、平衡、轉換的過程。
如此看來，文科生和理科生對世界的貢獻是不分高低主次的，他們可以手拉手、肩並肩地走在共創美好生活的道路上。這樣的結論雙方會滿意嗎？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