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如何走向未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來看，物質意義上的經濟指標，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比較容易規定；同時，人們對物質目標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動力，因為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過，在任何一個社會，人是主體，在追求經濟等目標時，必須考慮到人。
人們常說，一個人能走多遠，取決於其思想能走多遠。也可以說，人的思想能走多遠，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能走多遠。儘管這並不是說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思想，但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單向面的發展，追求各種「烏托邦」等。
文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無論是積極面的還是消極面的，已經有很多學者加以論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倫理文化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而企業家群體就是新教倫理的文化載體。相反，美國經濟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有閒階級理論》，直陳當時奢侈文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當代經濟學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經濟增長的道德後果》，講述了經濟和道德之間的關係，貧困和低度發展制約人的道德水準，但反過來也一樣，人的道德水準也會制約經濟發展。
人們也不難在發達社會觀察到一個現象，即富裕與人的關係。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的變化就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人的文化無法提高，經濟就很難再上台階。經濟發展靠消費和技術創造。就消費來說，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費是無限度的。技術創造更是文化中產的產物。在後工業社會和信息技術時代，沒有文化想像力，技術創造變得極其困難。一句話，富裕社會依賴富裕的文化人格。今天，西方社會的主體是文化中產群體。一些研究發現，儘管西方社會經歷了全球化和各種經濟困難，但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並沒有流失。這是西方並沒有如人們所想像的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產便是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的載體。
文化中產對中國的現實有什麼樣的參照意義呢？在過去40多年裏，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蹟，從貧窮大國轉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即使人均國民所得也接近1萬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過大規模的扶貧，自改革開放以來，已促成近8億人告別絕對貧困的狀態。也就是說，物質生活意義上的中產（或物質中產）已經不少。
文化貧窮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然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的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經逃避了「無產」的格局。問題在於，在「文化無產」的格局下，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物質中產如何通過深度文化消費，來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費？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都關乎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文化貧窮，赤裸裸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中國所說的「不文明現象」，不僅發生在社會底層，更發生在富人群體。在高檔住宅小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已經中產或超越中產，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於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區內沒有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出了門則是髒亂差。自己房子已經足夠寬敞，卻竭力侵佔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產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產的產物。
缺失文化中產使得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拉美化，社會在極左和極右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人們高度情緒化，缺少理性。這種情況體現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上。窮人仇富人，富人也仇窮人。一個見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搶奪財富；一個對窮人沒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錢能辦事」，無法無天。富人群體遭到底層群體的仇視，並不難理解。
缺失文化中產也體現在官員和民眾之間的關係上。官員的權力腐敗，也和文化的貧困有關。民眾希望官員是多麼的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風就能為人民提供服務；而各級領導也不得不實行低工資政策，無論是因為民眾的壓力，還是自己也是這麼想的。官員需要道德高尚並沒有錯，但在低工資政策下依靠官員的道德高尚來治理國家並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員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導向，不過官員的確是公眾人物，他們的利益需要有節制。 「低工資」就走向了人們所說的「潛規則」，即腐敗；而腐敗導致民眾的怨恨，加劇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貧困的產物，因為文化的貧困導致人們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沒有興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國歷史上的所有烏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產物。這和西方理性主義時代的近代烏托邦有天壤之別。包括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在內的所謂烏托邦，其實都建立在有限的社會實驗之上，只是到了可複製（或者推廣）階段，才出現烏托邦的概念。沒有現實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這些「無產文化」已經變成根深柢固的「文化」，變成了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種文化已經沒有了傳統底層文化的樸素與善良，所呈現的是精緻的惡。這裏要強調的是，衡量文化中產的標準絕非教育水平，並不是說教育程度愈高就愈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關聯，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無產文化環境主導下，出現了一種情況，即教育程度愈高，就愈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行為。
文化中產與原創的關係
中產文化和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關聯呢？正如在西方，人們可以從多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但這裏只想討論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少有原創性的思想和技術？如果把缺少原創性思想和技術置於這些年中國一直在討論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中，就比較容易理解對經濟的影響。簡單地說，原創屬於供給側，缺少了原創，就等於沒有來自供給側的動力。
為什麼缺少原創？這個問題可以有無數的答案，但最終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很簡單的答案：鮮有人能夠「仰望星空」。
就技術而言，人們對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術馬上可以應用。近來美國誣衊中國偷美國的技術，實際上中國是美國技術最大的應用市場。一些人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基地，這是過度誇張了；確切地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組裝基地。在西方技術擴散到中國的過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場，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識產權。
這個情況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發生過，例如美國、德國等後發展中國家早期也學英國、日本學美歐、韓國學日本等。問題是，這些國家很快走過了學習階段，進入原創性階段。但在中國，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對原創性的東西缺乏興趣，更缺乏能力，結果既處處受制於人，也始終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產品。直到這兩年中美發生貿易戰，很多人才發現自己和美國的差異還是那麼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難以逾越。
今天，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的最終目標，就是把中國的產業定位在產業鍊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國的技術不挑戰美國、不超越美國，美國還是世界的老大。當然，中國愈來愈多人現在意識到原創技術的重要性，下決心進行大投入搞研發。願望是一回事，能否實現是另一回事。即使現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時日。更重要的是，在沒有文化中產的情況下，現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堅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數。
文化無產更表現在社會科學上。一句話，文化無產導致了話語權的缺失，無論在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很多學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識買辦的角色，忙於販賣知識。儘管中國有世界史上史無前例的轉型，西方想方設法理解中國，但中國學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識。西方對中國從西方進口的知識並不怎麼感興趣，因為他們本來就已經很熟悉，更因為這些知識無法解釋中國的現實。
文化無產未能生產新知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研究可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學，中國實際上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不過，平心而論，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財物力，有多少原創性的研究？自毛澤東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現在為止，什麼叫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呢？
知識界未能生產能夠解釋中國的知識體系，很多人把原因歸諸於政治和管理體制。政治環境和管理體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們認為，缺少有效知識只是沒有言論自由所致，那就過於簡單化了。中國歷史上集權的時候，並沒有阻礙知識界的知識生產，而分權甚至國家權力解體的時候，也沒有出現新的思想。如果知識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識生產方面的興趣、能力、方法論等問題，外在環境再好，也無助於有效知識的生產。
例如，上世紀80、90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識界太窮，不能集中精力來做學問。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條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知識的生產？一個荒唐的現實是，錢愈多，知識界就愈腐敗。從前錢不多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專心做些學問；現在錢太多了，大家就轉向用各種方法搶錢。這麼一來，學問自然要荒廢了。
實際上，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為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的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是為了取悅大眾。
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就是首先培養一個文化中產階層，在文化中產的基礎上，培養一批文化貴族。當然，這裏所說的貴族，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貴族，而是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的，一個能夠有時間、有興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體。唯有這樣，經濟才會有希望，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希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提「四個現代化」，後來又加上制度等現代化，但就是遺忘了人的現代化。文化中產無疑是人的現代化的主題，就是要培養富裕的人格。沒有富裕的人格，國家很難走向富裕和維持富裕。要培養文化中產，就要從精英做起。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亞洲社會包括日本、韓國、台灣等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精英不僅僅意味着擁有權力、擁有財富、擁有知識，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須具有責任感和擔當。一旦社會的精英失去擔當和責任感，再好的社會也會出現問題，當代西方的民粹主義就是這種局面。其他社會如此，中國也如此。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