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南韓依賴娛樂及文化產業名利雙收，而當地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發展亦經常被認為是亞洲的先驅。筆者翻查資料發現，南韓的社會企業發展契機始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國民最低失業率曾逼近7%，令政府的公共財政飽受嚴峻壓力，經濟危機引發貧富懸殊、社會及環境、勞動力市場等問題，就是在這種負面背景下，促使南韓政府決心制定政策解決逆境。
政策重心變解決就業
為求改變失業率高企等社會問題，南韓政府於2000年推出「國家基本生活保障法案」（National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Act），該法律規定公民社會團體必須有「自給自足型企業」資格才能獲得政府補助，可被視為是社會企業的最初形象，及後在政府推動下，這些企業紛紛成為幫助解決失業及貧窮等社會問題的政策工具。
事實上，於南韓的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政府一直保持開放態度讓公民社會團體參與，令政府不須投放大量資源，而是藉與公民社會團體交流和合作，繼而達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目標。不得不提的是，2007年南韓勞動部更率先通過「社會企業促進法」（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ct），規定「工作整合」（work integration）為社會企業的主要功能之一，讓南韓成為亞洲首個以立法推動社會企業的國家。
但筆者認為，雖然南韓政府出心出力扶植社會企業，但歷史背景關係令她們的社會企業目標側重於創造就業機會，變相忽略了其他社會利益及服務。若把南韓和本港相提並論，亦可發現兩地的社會企業特質大不同，本港政府有多個部門推動社會企業，各部門各有政策實踐目標。
政府干預或限制創新
簡單而言，南韓政府對支持社會企業發展是在具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進行，以及是從國家立法層面去認同社會企業的定義，故社會企業都是獲得政府認證的機構；而香港的社會企業則不受立法所限，經濟及發展模式不會受到政府直接干預，因此我們評估兩地的社會企業的發展與成果須小心處理。另有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3月止，南韓有801家社會企業獲得政府認證，該數字亦年年增長。
總括來說，筆者認為透過由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來推動或改革社會政策，效率當然十分高，但當中亦有缺點，以南韓推動社會企業為例，國家的角色難免會變成積極性干預，而政府的財務支持亦有可能會弱化社會企業的持續發展能力，甚至會限制社會企業的創新發展動力，某程度上會令法律政策與社會企業之間失去一個平衡點，最後產生一定社會副作用。
原刊於iMoney，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