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的時代精神
八九十年過去了，為什麼我們還在懷念《大公報》和張季鸞呢？因為這是文人論政的最高峰。張季鸞追求新聞自由，又不為政治所俘虜，這在中國報刊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很多報紙都巴望受到政治勢力的青睞。《大公報》有這種不為政治服務和不受金錢腐蝕的自覺，正是源於儒家重義輕財的道德理念。報業經營當然必須站住腳，《大公報》拒絕接受政治津貼，決定拿出5萬元來辦，辦不了就關門；由於胡政之善於經營，《大公報》的財務狀況並不差，卻不想賺太多錢，怕受到金錢的污染，這在中國的報刊史上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在某個抽象的象徵意義上（但不是在歷史經驗上），這個理念在象徵意義上容或和當今德國學者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異曲同工，但那是另外的話題了。
《大公報》和張季鸞以「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自勉，不求權力和錢財已經很難，「不求名」更難，因為實至名歸，不求自來。《論語》開宗明義說「人不知而不慍」，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大公報》提出「不求名」是為了「公心」，更是具有明顯的儒家印記。
《大公報》和張季鸞所留下最寶貴的精神遺產是新聞工作的「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個四不原則是1931年5月22日在《大公報1萬號紀念辭》的社論提出的，絲毫不因為時間的沖刷而失去意義。「四不」的闡釋者已多，我不再詞費。但必須指出，在精神境界上，這個「四不原則」，與西方的媒介專業主義互相發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至於是否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形成規範或建立傳統，則是另外一回事。
《大公報》的「四不原則」和西方媒介專業主義的社會動力畢竟不一樣。以美國歷史為例，有兩股力量塑造媒介專業規範，一是1830年以後市場經濟開始勃興，中產階級抬頭，報刊為了爭取更大量讀者，放棄黨同伐異的習慣，以至於新聞記事強調客觀公正與不偏不倚，逐漸與評論意見剝離或分途；二是脫胎於上個世紀初期的進步運動，它對政治、經濟、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更是鼓勵了媒介揭發官商惡行，號稱「扒糞運動」。當今許多學者都普遍認識到：專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但是資本主義發展過頭則會侵蝕專業主義。
反觀193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根本不發達，《大公報》卻對資本市場已有戒心，聲稱辦報需要有錢，但不能太有錢，深怕太有錢的股東會影響言論自由。《大公報》「四不原則」的社會源頭不是資本主義，它反覆強調的道德基礎是知識人的良心和公心。張季鸞追求言論獨立自由，思想上受到西方影響絕無疑義，但他的基本道德理念還是建立於儒家自由主義的輕財重義。不僅張季鸞如此，同時代的人也類同，成舍我1935年在上海辦《立報》，也說過「憑良心說話」，這是那一代傑出報人的普遍心態。
張季鸞和《大公報》在專業主義方面做了些什麼？報人徐鑄成經歷文革劫後餘生，年屆70歲時始寫回憶錄，說夢見自己寫了一篇好社論，受到張季鸞和胡政之的褒揚，可見張季鸞對下一代報人的影響有多大。張季鸞邀請胡適等200多位從美英歸國的自由派學人撰寫《星期論文》，共發表了750篇，形成意見領袖，對於國民政府和整個知識界影響巨大。張季鸞重視新聞教育和新聞專業組織，不但參與平津新聞學會並起草宣言，也參與創建中國新聞學會，對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貢獻尤多。他本人並不同情共產主義，但還是願意報道共產黨的活動，也是專業精神的體現。
《大公報》的內在限制
美國政治社會史家穆爾（Barrington Moore）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如果這個論斷正確的話，那麼中國從來沒有出現資產階級，零星的資產分子不構成階級，以致生產力落後，社會矛盾無法調和；《大公報》縱使做了最大的努力，還是不能夠達到爭取中國自由民主的境界。中國自由知識界脆弱，幾乎以反對國民黨為共同綱領，而面對共產主義時很少立場不動搖的。這是整個中國的問題，不能單獨苛責於《大公報》。
《大公報》和自由派知識群關係密切，這是很了不起的事，但也無形中和草根民眾的聲音脫節了。鑒於中國經濟貧窮，教育愚昧，交通閉塞，《大公報》所能影響的只是都市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是點的，是線的，而非面的。該報有此自覺，曾經批評中國報業太注重政治，只顧着都市，而放棄了佔人口總數90%多的農民。因此該報派記者巡迴採訪，發動了近20次的賑災活動，但以其薄力和國情，畢竟不能布置很細緻的新聞網。《大公報》頭版有一半是該報記者採寫的，而不是用通訊社的稿件，這在當時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
《大公報》一直堅守民族氣節，不屈服於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因戰爭原因不斷搬遷，命運坎坷。但除了抗戰時期進入內地（武漢、重慶和桂林）以外，主要還是以租界（天津、上海）和殖民地（香港）為據點。在租界辦報，有些話才可以講，但其道德意義畢竟有所不同。1941年《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榮譽獎章，頒獎詞說：「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與國外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重慶版發表了一篇社論，懇切表明他們在後方或海外辦報儘管艱難，卻遠不如上海和其他淪陷區的同業那麼勇敢。
今天看《大公報》，意義何在？
《大公報》的「大公」精神傳統何以中斷了？今天中國新聞獨立自由遭受兩面威脅，一是政治，二是經濟。1949年之後，大陸和台灣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大陸改造《大公報》，以至於在文革時期停刊，但其魂魄只要一息尚存，卻不時要跳出來起點作用；台灣在報禁結束以後，政府控制的力量撤退，新聞界心情舒暢，但族群撕裂和市場邏輯，已經開始腐蝕新聞自由和專業主義，令人不勝唏噓。香港的新聞自由原來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現在無論從紐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分、巴黎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組織的評分、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對記者所做的調查，都對香港的新聞生態表示相當的關懷。撫今追昔，更加令人體會到《大公報》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歷久彌新，對香港及海峽兩岸都有極為深刻的現實意義，值得嚴肅探討，共同賦予時代新解。
今天的媒介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一樣了，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而且，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這是我們所必須思考的，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大公報》的讀者是高層知識人，但文人論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新聞專業化是不可逆轉的道路。社會愈來愈複雜，分工愈來愈仔細。但西方學界也普遍認識到媒介專業主義的許多局限性。如何在職業分工的同時，保持儒家優秀的精神素質──以天下為己任，言論獨立，良心泰然？同時，在今天的公共領域裏，知識人不再是特殊階層；他們必須站在公民的立場，憑藉知識基礎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但不再高人一等了。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時，新聞人如何創造與維護公共領域？新聞人如何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張本，重新思考他們應有的角色、權利與責任？
新聞自由宣言
台灣從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戒嚴，《新新聞》周刊先聲奪人，於3月12日應運創刊。我應邀為該刊的發刊詞寫下了以下期許的話：
「新聞自由的目的在於追求真相。新聞自由不止是報業經營者的自由，也是新聞專業工作者的自由，更是社會全民的自由。全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全民有免於被蒙蔽真相的權利，全民有不被歪曲形象的權利，全民有免於恐懼、暢所欲言的權利。自由報業接受公共信託，必須全力以赴，追求真相。自由報業以公是公非為依歸，要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講話。自由報業必須接受社會力量的監督。」
這幾句話呼應本文開端所表達的意思，權充相隔數代的無名晚輩對《大公報》和張季鸞先生的禮讚。
李金銓（2016），〈回顧《大公報》與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二十一世紀》（香港），10月號（151期），頁18-23
論《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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