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逝世，在他1996年得獎後一年，首次到訪中國參與研討，訪問為期兩周，順道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經濟改革等。北大教授張維迎曾是莫里斯的學生，當年便親自帶他遊歷中國內地和香港，期間莫里斯對新事物不時表現得興趣盎然。張維迎便紀錄這些點滴，寫成長文。如今這位經濟學家逝去，本社轉載這篇文章，並分四次刊登，來讓讀者一暏他的生活面貌。
1996年10月，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威廉姆．維克瑞（William Vickery）共同分享了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半年之後，1997年4月，莫里斯教授應邀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訪問。 他此次中國之行的官方目的，是參加國家體改委於4月14-15日在京舉行的「金融風險管理國際研討會」，並在《經濟學消息報》舉辦的「信息經濟學研討班」上作演講。
因為這是他首次來中國，為了使他對中國歷史、文化，以及當前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狀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我特意協助安排了他去深圳和西安訪問。從他4月6日抵達香港開始，至4月20日離京返英，我全程陪同了他。
坦率地講，我雖在牛津大學作過他三年多的學生，但與他的交往主要在學術方面，每次見面都是討論我論文中的問題，對他的個人生活和性格了解甚少 ，只感覺他是一位嚴肅的導師和典型的英國紳士（他是蘇格蘭人）。
特別是那段時間，因為他夫人身體不好，他中午一般都回家就餐，也不再如過去那樣邀請他的學生到家裏作客，除事前約定的見面外，學生很少有機會與他接觸。這次則不同，在近半個月的時間裏，我幾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有大量時間向他討教經濟學問題，還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一些非經濟學的問題，了解他的興趣和性格，耳聞目睹，受益非淺。
飛機上解數學難題
我和香港城市大學的栗樹和博士當時正在合作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一個合夥制契約安排中，一個人應得收入的最優份額隨其在團隊生產中的相對重要性的增長而上升，但相對重要的人的最優份額應隨生產的團隊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比如說，如果團隊化程度為0，相對重要性為0.6的人的最優份額為0.69, 但如果團隊化程度為1，相對重要性為0.6的人的最優份額僅為0.57。我們用計算機模擬表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在給出這個結論的解析證明時遇到了麻煩。我們花了很長時間，都無法得到解析證明。栗樹和博士原是西北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又曾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師從著名經濟學家Leo Hurwicz（註：因對機制設計理論的貢獻， 200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過嚴格的數學和經濟學訓練。連他也覺得這個結論難以證明時，我感到很絕望。如果不能得到解析證明，這個結論就不能作為「命題」給出，而只能作一般性討論，這無疑就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莫里斯教授到香港後，我們懷着一線希望，看看他能否幫我們解決這個難題。
4月10日上午，我陪同莫里斯教授從深圳乘飛機去西安。在起飛大約半小時之後，我把事先歸納好的數學問題給他，問他有無可能解決。他拿起看了幾分鐘，問了我一些符號方面的問題，就開始拿出筆在稿紙上演算。我用相機拍攝下了這一珍貴的鏡頭。大約花了不到一小時的工夫，在飛機將要降落前，他說證明基本上完成了，但他還得再檢查一下。
4月11日上午，在西北大學圖書館作完演講後，他利用在賓館休息的時間，完成了證明的最後一步，12點，我叫他去吃飯時，他把結果交給了我。
我非常興奮，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告訴了栗樹和，隨後又把莫里斯的證明傳真過去。20號回到香港，我們又一起討論了莫里斯教授的證明，不得不承認，他的證明方法很奇妙，諾貝爾得主就是非同一般。從此，我們的論文上多了這樣一個腳註：「We owe James Mirrlees for his proof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position.」（我們感謝詹姆斯‧莫里斯為本命題第二部分所作的證明。）
年逾六旬 仍孜孜不倦
4月11日午飯後，我問莫里斯教授，是想去古城墻上看看，還是在校賓館休息，他說上城墻。我們從南門上城墻，走到小南門下來，前後一個多小時。遊過城墻，按約定，我們於2點半到西北大學地質學系，參觀古脊椎動物化石館和礦物陳列館。3點半至5點，他與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座談。座談會後，同學們又是簽名，又是合影，折騰了半個多小時。晚飯後，他又提出要到市內鐘樓附近看看，我因事先有約，就由梁繼宗教授陪他去。據說，回到飯店時，已是9點半了。第二天早晨，當我起來時，他已吃過早飯，很興奮地告訴我，他頭天晚上去了西大街鼓樓附近的清真寺，太有意思了。說來慚愧，我在西安讀書7年，還不曾去過西大街這個令他如此興奮的清真寺。
莫里斯教授在中國期間每天的活動都是這樣沒有縫隙。他不願錯過任何一項事先安排的活動，也不曾拒絕過任何一個臨時追加的項目。在陪同莫里斯教授近半個月時間裏，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他是一個興趣廣泛、不知疲倦的人。論年紀，他當時已61歲，我比他年輕得多，但陪他旅遊參觀，常常是我已筋疲力盡，他卻興致不減，我似有點捨命陪君子的感受，幾位陪同過他的其他年輕人也有同感。他常常是白天觀光或作學術報告，晚上9點10點回到飯店，還要為第二天的演講做準備。但除了4月20日離開北京時略顯疲倦外，他總是精神抖擻的樣子。在深圳只有半天多的時間，他卻參觀了君安證券、深圳股票交易所，參加了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學術活動，遊覽了中華民俗文化村，並觀賞了室內和室外兩場文藝演出。在西安兩天半，除在西北大學一天的學術活動和與陜西省省長見面外，參觀了陜西省博物館、秦始皇兵馬俑、半坡村母系社會遺址和西大街清真寺，遊覽了臨潼華清池、西安大雁塔、鐘樓鬧市區及西安古城墻。
北京一周，參加了為期兩天的「金融風險管理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各作一場學術報告，參加了商務印書館舉辦的「《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新聞發布會」，遊覽過故宮、頤和園、八達嶺長城、十三陵墓和天壇，在老舍茶館喝過茶，在長安劇院看過京劇《白蛇傳》，等等。
在陪同他的日子裏，我時常想，這樣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怎麽能不拿諾貝爾獎呢！
對中國文物古跡興趣濃
來中國時，莫里斯教授帶兩本書，一本是一位華裔英藉女作家的小說《鴻》，講的是從民國到文革祖孫三代三個女人的故事，中國人不以為然，外國人卻很捧場；另一本是英文版的《中國旅遊指南》。後一本書他總是隨身攜帶，一有時間，就翻開看。因為有這本書的幫助，每到一處，不用我作解釋，他已知道有些什麽景點值得看。我在英國生活五年，知道英國人好古，但莫里斯教授對中國文物古跡的興趣之濃，還是大大超出我的預料。這或許是他不知疲倦的一個原因吧。
4月10日我們抵達西安時，已是下午3點多。因為晚上6點陜西省省長陳安東要宴請，負責接待的西北大學的李軍鋒先生問，是否應該取消原定的參觀陜西博物館的計劃，莫里斯教授堅決不同意，我們只好帶他去。在博物館裏，從史前文化開始，他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看，看的很仔細，不時地問，很多時候，我和陪同的李小姐都無以對答，我們的歷史知識太少了，根本滿足不了他的要求。他似乎對中國漢字的演變過程特別感興趣，仔細地觀察刻在石碑上或鼎上的字的形狀，想知道，從什麽朝代開始，漢字變成了現在的模樣。在西漢地形圖前，他發現西北部與中原地帶之間只有一條細細的走廊連接，感嘆道：在這樣的地形上維持統一真不容易！按計劃，我們該在5點離開博物館，但到5點時，我們只走到元代。因為6點有約，我和李小姐只好拉著他匆匆走完其餘的部分。他的遺憾只能留給下次了。
4月12日的安排是參觀秦始皇兵馬俑、臨潼華清池和半坡母系社會遺址。從前幾天的經驗，我已知道，必須請一位很在行的導遊，西北大學外事處特別安排了高海林女士陪同。高海林原畢業於西安外國語學院，後到西大旅遊經濟系任教，西大接待的外賓去兵馬俑參觀，幾乎每次都是她陪同，可以說駕輕就熟了。不過，這一次，她還是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因為莫里斯教授會問她一些很細緻、很技術性的問題，如兵馬俑的製作工藝，等等。我開玩笑說，看來下一次只能請兵馬俑博物館的館長陪同了。莫里斯教授很為兵馬俑所表現出的氣派所折服，離開時，他花300元錢買了一盤兵馬俑的CD Rom，並與當年發現兵馬俑的農民合影留念。
在西安，由於時間所限，他只訪問了東線。他說，希望下次有機會去西線，去乾陵，去法門寺。有可能的話，還要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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