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講19世紀左宗棠西征成功背後的金融故事。之前大家已經了解到金融對個人、尤其對解放個人的重要性。但實際上，金融對於拯救王朝同樣重要，我們也可以用金融視角去重新梳理歷史。
就以歷史上的湘軍為例，晚清以來湘軍影響力非凡。特別是19世紀中期西北回民起義爆發後，左宗棠從1866年開始，率領湘軍，用了14年時間，先鎮壓陝甘回民起義，之後劍鋒西指，收復西域新疆全境。但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戰爭融資上進行創新，他的西征要麼難以進行，要麼會失敗。因為如果沒有金融支持，他可能發不了軍餉，或者軍餉一時有一時無，而沒有軍餉，就無法得到他需要的軍心。如果沒有軍心，戰爭勝利從何而談？
那麼，左宗棠做了什麼金融創新呢？
清朝戰爭軍費的故事
我們先看看左宗棠所處的時代背景。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對任何國家來說，正常稅賦收入都有固定的用途安排，改變起來阻力很大，就像現在要財政部改變存量開支比登天還難一樣。而戰爭、內亂何時發生，戰爭持續多久，以及需要多少軍費開支等等，這些都是沒法事先確定的，會很隨機，所以，為戰爭融資一直是王朝最為頭疼的事情，就像舊社會的災荒、瘟疫事件讓普通家庭很痛苦一樣。
在清代，突發戰爭帶來的軍費開支主要通過幾種方式獲得。
首先是平時積累的財富，朝廷和地方督撫都盡量節省開支、多存銀子，以防後患。這個辦法的有效性很低，因為清朝政府沒有多少剩餘收入，存不了多少財富，而且我們今後會學到，存錢難以規避未來風險。
二是靠賣官位，正常情況下都是賣虛職，比如，翰林待詔、官銜、候選官等。只有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賣實權職位，像知州、知縣之類。賣官收入有多重要呢？鴉片戰爭的那三年裏，賣官收入佔各省戰爭支出的23%。鴉片戰爭後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赤字中，有46%靠賣官收入彌補。
對我們現代人，賣官似乎很不能理解。但在當時沒有金融市場的背景下，一旦碰到國家存亡的戰爭，賣官位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跟舊社會裏一到災荒發生時一些家庭賣妻妾求生存一樣。只是政府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沒有妻妾或女兒可賣，但可以賣官位，或者放棄疆域領土。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清朝就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可能就不需要賣官了。
三是靠協餉制度解決戰爭軍費，也就是財政收入的跨省調配。由於不是每個省都能自行負擔本省的軍事支出，它們需要富裕省份的協助；而且也不是每個省都同時要對付內戰，所以，沒有戰爭的省要去支持處於戰爭之中的省份。比如，西部省份的財政收入少但軍費開支高，它們往往是收協省份，接收臨近富裕省份的財政盈餘。因此，山西、山東與河南成為陝西和甘肅的主要協助省份。四川、雲南、貴州則主要接收來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協助。
在康乾盛世時期、甚至到19世紀上半期，這個體系運行得還不是問題，可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內戰涉及眾多省份，大大衝擊既有的戰爭開支體系。
一方面，賣官位以前是戶部的特權，省級層面即使賣也是在本省轄區內賣，但是太平天國期間這個規矩開始混亂，安徽的皖軍跑到湖南長沙去賣官位、搞皖捐。結果，在1867年，當時的湖南巡撫劉崐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從湖南撤回它們的捐局，而安徽巡撫英翰也不示弱，向朝廷訴說他們的苦難。結果，同治皇帝下令維持現狀，可以跨區域賣官！這就打亂陣腳。
另一方面，協餉支持也遲遲不能到款，因為誰都面對經費挑戰！
左宗棠的金融創新
1866年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帶領湘軍接手鎮壓陝甘回亂。他的軍費挑戰有多大呢？我們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陝甘回亂之後，提交給皇帝的《懇改撥餉，以固軍心折》，他在回顧自1866年以來軍費不足的困擾時，說「起初一年尚撥兩月滿餉。嗣後一年撥一月滿餉，至今一月滿餉尚無可發，軍心不問可知。」
接下來，左宗棠籌備進一步西進收復新疆，提出800萬兩銀子的年度西征軍費預算。朝廷對此極為重視，向為西征軍提供協餉的各省、海關發出指令，限期將所欠協餉盡數解交甘肅前線。但無論朝廷措辭多強硬，都不能緩解西征經費的困境。
怎麼辦呢？我們看到，西征軍未來有協餉收入，只是這些未來收入總是拖欠，也很不穩定。那麼，這些未來收入怎麼可以轉變成今天能花的錢呢？而且同樣重要的一點是，軍餉不穩定，左宗棠就無法穩住七八萬軍心。
也就是說，如果能把未來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那麼，不僅軍費會大增，因為未來是無限的，經費也會很穩定。
但問題是，如何借？找誰借呢？在中國歷史上，早在2,000多年前的齊國，也是為了戰爭融資，管子說通了齊王向殷實之家借錢。可是，戰爭勝利之後齊王賴帳。所以，後來沒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諾了，中國就一直沒有發展出國債或公債市場。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禎皇帝的武將，那他的西征勝利前景就難說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場已經有一定規模，尤其洋行融資能力很高。胡雪巖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跟當時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認識當時的滙豐銀行，也知道現代金融市場怎麼運作。雖然到晚清，朝廷內外對借錢花是完全不認同、不接受，但經費困局是實實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棄西域，否則就無其它辦法。
在胡雪巖的幫助下，左宗棠選擇了華洋借款融資。1875年借洋款249萬兩，1877年分兩次從滙豐銀行共借800萬兩，1878年再藉350萬兩等等。年息最低10%，最高18%，比當時中國民間借貸普遍為20%以上要低不少，而且借錢金額之大也是那時國內華商市場難以承受的。
左宗棠糾正中國過去陋習
有了這些借款後，左宗棠停止賣官。金融結束了持續多個朝代的陋習。
那麼，借款對左宗棠有多重要呢？在1874-1880年間，西征軍費總開支5,100萬兩銀子，其中2,000多萬兩是通過華洋借款得到的，是軍費開支的第二大來源。由此，我們看到，如果不是通過透支未來借錢花，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也許會完全不同。
當國際、國內動盪導致財政能力削弱的情況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場，以未來協餉收入、關稅作抵押， 向華商、外國銀行借款，為西北作戰提供穩定軍餉，穩住了幾萬大軍的軍心，保證了清王朝對西北邊疆的控制與治理。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要點：
第一，中國從管子以後，基本停止靠借貸解決戰爭開支。這不僅使金融市場難以發展，而且使處於財政挑戰下的王朝難以生存。
第二，左宗棠在軍費壓力之下，選擇了透支未來的債務融資、放棄賣官，為他的西征歷史功績奠定基礎。他的金融創新雖然在今天看很簡單，但在當時是很艱難的，不管是在觀念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上，他都面對巨大壓力。他的西征成功為今後靠金融為戰爭融資開闢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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