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彭廣（下）：管治人才稀少乃制度盲點使然

早於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討論之時，北京已有在傳統在港左派以外，積極培養治港人才的想法，以備在97主權移交後，由培養出來的治港人才接任，完成過渡，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然而，隨着一國兩制實行多年，管治人才的問題似乎是越來越嚴重。人才的錯配、缺乏，是現時的種種管治困難的成因之一。為何人才總是出不了來？「就培養人才來說，在建制這個部份，他們做不到規模與擇優。民建聯、工聯會等不乏參選人，但為何總是上不到去（管治班子）呢？從執政的角度看來，要提拔一些人做局長、副局長，是有人才荒的。有一個解釋是培訓的梯隊仍未成形，但這說不過去，因為83年已開始做這工作，不能說這幾年才出現斷層。」

李指出，北京培養治港人才的想法一直存在，但成效不彰。「不少人被建制吸納，這包括了港事顧問、區事顧問、人大政協、省、市政協，等等，但問題是這些人未能對接到問責官員的要求，不能輸送人才上去。數量不是問題，質量才是根本。現時他們的思維是，陣營有律師、醫生或大學教授，有機會就讓他們做問責官員，卻沒想過這些人的能力和條件是否做到問責官員，這是錯配的問題。（記者：有些問責官員，甚至是連回應記者問題也未能做好……）他們沒有政治能量，當出來面對公眾時，不能讓人信服到他們是有能力辦事的人。在整個 Pool 入面，能讓人信服的人已經少，還要分唐營、梁營的話，就更難找到人才。」

直到現在，當局仍未舉動扭轉人才荒局面，這對日後香港管治將是個大問題。李指，這涉及到一些人的思維問題，「要進入建制核心，除了需要忠誠外，想法套路也要和建制很接近，絕不容許內部出現如民主黨般，打來打去，又會退黨。」最近陳佐洱說要「依法實行去殖民地化」，李批評這令不少官員無所適從，「當某些人連自己的那關也過不了時，是不會敢說陳佐洱說得對的，當中央官員經常說這些言論，問責官員如何接呢？所以現在建制裏的不少人士，可以避的都會避免（入閣）。當加入管治班子的時候，經常出現這些情況，如何管治？這樣的風險太大。人是有抱負、要實踐理想，才會願意跟做官。但現時建制內根本沒有另闢蹊徑的本錢，就更難吸引人才，在系統內的人也沒有了自己的想像、動力。」

建制內不行，建制外又如何？自政改諮詢展開後，有不少政界人士紛紛成立、組織智庫，希望提出長遠的發展策略，同時做游說工作，以推動香港的長遠發展。然而，李彭廣卻直指，這些智庫很多都並非典型的智庫，「他們成立這些智庫，只是用來聚人，為下一屆特首選舉作準備。典型的智庫是不會大量參與真正的政治運作，而是專注做研究、提供成果。但遺憾地，這些智庫裏面有 idea 的人其實不多。有人曾做過統計，全球人均智庫，香港最多。但其實很多都不是那回事。」

然而，真正的政策研究工作，長遠而言也必須要持之以恆，才能解決現時香港政令不通的問題。現時有學者着手推動本地研究，如香港教育學院，就正籌建香港研究學院，為全港首間專攻香港研究的大學研究所。這樣的本地及政策研究，學院內部是否要做更多？而限制又是什麼？「培養政治人才是系統性工程，並非在大學開幾個位、做多幾個研究、找多些人加入政府等等就可以的；這些東西不能割裂地處理，因為這是一個系統、是一項人才工程。」

李彭廣指出，97前香港並沒有建立培養管治人才的系統，只是培訓公務員及管理人員為主，英國的管治團隊不是來自香港本土，而是在英國培訓出來；當97後由港人自己組成管治班子，欠缺管治人才的問題被逼浮面。「97前，李鵬飛、范徐麗泰、鍾士元等都不是管治者，只是英國希望透過這些華人代表，與華人溝通，才會委任他們入行政局。他們並沒有經過（管治者）選舉的洗禮，也沒有做過政策制定的具體工作，只是在體制內給予意見。做管治者是需要有政治能量的，在議會要能拉票、落區要能游說民眾。港英政府不做這些人才培訓工作沒問題，因管治者由英國過來；但97後沒有重建管治人才的系統，問題就出現，制定政策與如何執行政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談論政治人才，我們可能會想到問責班子，如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等等。然而，整隊政治隊伍，其實還有背後的幕僚，包括政府內外的。「例如，在選舉時，就需要一些專業的幕僚為團隊做選舉工作，如何做民調、如何定選舉策略、如何發放出去，這些都是專門的工作，並不是一個公關就能做的。」李又指，97後各院校都沒有做調整，為管治人才這一個「工種」給予培訓，「管治者出來演講，演辭也是需要寫手、文膽的，中文系其實更應培訓這類的人。演辭講求的是如何打動人心，外國人做這些很厲害，他們明白一篇演辭可以如何動員群眾，如何鼓動人心。但在香港卻偏偏只是如實報導，有什麼寫什麼。」

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有台前，沒有幕後。「港英政府的背後其實有 staff，當在香港有什麼問題未能解決，就回到倫敦，要求援助，而英國本土的人才亦非常全面。例如當六七暴動時，英國就曾抽調在英國負責對付愛爾蘭共和軍的指揮官，到香港幫忙打心戰。但英國人走後，特區官員不知原來面對這樣的情況是要打心戰的，也不知哪種事要做，哪種事不能做，這樣就出事。例如最近網民發現，警察更改其網頁上關於六七暴動歷史，引起風波，就是因他們對政治不敏感所致。」

政府未有能力招攬良好管治人才，加上政治爭議不斷，香港的管治情況困難。長期累積的民怨，在去年的雨傘運動中徹底爆發出來。參與雨傘運動的群眾反對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並令泛民在充足的政治能量支持下否決政改方案。然而，假如當初的政改方案通過，因而產生了首屆的民選政府，是否一個契機，令香港政府能解決管治及人才的問題？李表示，契機一定有，但這是當實行有競爭的普選，以及及有政黨輪替的前題下才會出現，「投資者會因而願意作更多投資，例如投資智庫、做政策研究，因為他們的建議有可能被政府採納，轉化成實質政策。有政黨輪替的話，他們甚至有執政的可能。永遠無法執政的話，他們能為政策準備什麼？」

李彭廣指出，現時政府欠缺人才「出橋」的原因有二：一、是政府很少參考政策研究；二、是政府接納政策可能性低，難以轉變成政府政策。如果政府能參考、採納，即使投資的金額龐大，有錢人也會願意投資智庫。「現時政府的權力，不能被任何團體、政黨所取代、扮演。故此，現在有錢的、民間的，都不會花錢做政策研究。但當有競爭性的行政長官選舉出現時，候選人就真的要想想政策如何對接現時的社會情況，從而說服選民投他一票，這就會有人做政策研究。」

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只需要爭取選舉委員會的票。然而，說服1,200人與說服幾百萬人的難度、情況也截然不同，政制如此，卻是管治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普選行政長官的議題上，北京必須信任香港人。如果普選仍帶篩選，能出閘的往往是某一些人，遊戲規則只會回到之前的情況，沒競爭，沒投資，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情況仍然膠着，政府往往只能把精力花在處理對立問題上。」

那麼，現時管治人才問題缺乏，普選時間表未有寸進，既然情況膠著，「破局位」又會在哪？「是在於最高層的思維轉變。」李彭廣直言。「有些人的思維，是認為香港不需要自己的人才系統；有些人則認為人才的量是有，卻沒想過為何做不到成績，質不夠，擇不到優。人才系統要有規模，選舉要有競爭，才擇到優。民主派的實力愈來愈好，是因為他們經常打來打去，打得嬴是靠實力。」

對於針對人大8.31決議而引發的雨傘運動，有人直言是因為中央誤判港形勢所致，例如是中央未能從中聯辦官員上準確反映香港的情況，以致中央對港政策往往引起香港社會很大的民情反彈。從政制爭議，以至中港關係，矛盾不斷。對此，李彭廣不否定中央有官員很掌握香港「事實性事件」，但如何研判當中的「因果關係」，卻需要有研究心得。「例如拉布，是議員提出諸多修正案拖延議案表決，這是事實。但為何會有這現象？在這方面，中央在辨別上做得不好。然而，香港的問題其實不易明白，就算在香港生活，複雜的問題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說清楚說出，何況中央？這是需要長時間觀察及研究的。」

中央官員曾言，香港是本難念的書，正是因為中央往往未能攪清「因果關係」，「例如在03年，中央推出多項惠港政策，如自由行、CEPA，中央將這些政策定義為讓利香港，香港人應該感恩，不要攪對抗。但是，以為惠港政策與對政府支持有因果關係，以及以為解決經濟問題，市民對政府不滿就會下降，這想法是錯的。惠港政策所產生的效果，不但沒有令貧富懸殊下降，內地資本更進入香港，推高樓價。內地有錢人來港買樓的需求強勁，以往香港房地產反映香港市場購買力，現在則是反映內地市地的購買力。」李彭廣認為，若理不清這些因果關係，中央多推幾個惠港政策都沒有用，因政策根本做不到效果。故此，中央必須想想政策有否令整體市民受惠。

對於現時因中港矛盾而引起的民生問題，李彭廣指，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其實也需要管治者的思維轉變，以及背後良好的管治團隊及人才。「在處理高樓價的問題上，如果將思將轉變一下，宣布把從針對炒樓所得的稅項，直接用於幫助受高樓價影響的人，例如是宣布將稅收用於加快興建公屋、租金補貼租私樓、直接幫買不到樓的人上樓，至少在政治傳訊層面，出來的效果會比現在的更好（但實際成效要留待專家研究）。現時管治者不做這些工夫，其實又牽涉到管治思維的問題。而如何包裝好，令政策有效果，背後的團隊也很重要。所以，這又牽涉到管治人才的問題，以及政策背後的支援問題，各範疇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