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香港人憑着知識改變命運，相對富裕的第三代香港人勉強登上大市升軌的尾班車，生於八十年代的第四代香港人卻苦無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流弊逐漸浮現。然而，時間巨輪從不停下，來到廿一世紀，九十後晉身社會新力軍，輿論或稱他們為「第五代」、「Y世代」，也有稱為「互聯網一代」。他們見證香港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也目睹經濟、民生、政治的衰落，急欲帶來改變，卻又遇到重重困難。近日媒體多以「世代更替」形容區選後香港的社會生態，但《四代香港人》的作者呂大樂卻稱大局未定，不宜太早下定論。
世代更替在於政治議程
「現在看到的是『小變』，不是『大變』，未算世代更替，否則不只贏這麼少。」呂大樂指出，剛當選的年輕候選人不只是單靠年輕而當選，其中涉及不同的元素。「老的當然會過去，重點是年輕一代能否確立一個新政治議程，這個暫時未看得清楚。」他認為，新一代將要面對眾多上一代曾討論、卻未解決的問題。「例如最近要決定的，便是要不要進入政府的諮詢委員會？你肯不肯入建制？要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對年輕一代最大的挑戰。」四年後，若選民發現他們實際上沒有帶來改變，結果可能會反彈。
呂大樂形容，新一代面對很多挑戰，而很多都是「老問題」。他今年6月出版新書《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探求的正是香港過去是否存在一個成功的模式。香港人經常自詡靈活變通，處理難題不拘一格，但實際上往往會被一些口號所束縛。「積極不干預是典型例子，無論誰也碰不得。但想想看，現在說什麼鼓勵創業之類，說到底就是政府行為。」在香港，創業有很多前設，例如本地市場很小、邊際利潤需要很高。「很多東西我們假設了應該怎樣做，到現在要變了，心態上還是變不到，很奇怪。」
「以前可以，為何現在不行」
呂大樂指有人對學生說中學文憑試失敗了不要緊，可以去重讀，甚至三讀。他形容這些人脫離了整個學界，因為以前順利考進大學的只有2-3%，重讀是主流，即使重讀仍考不進也是屢見不鮮；但今日能進大學的學生已近18%，而且還有副學士、外國升學等選擇，重讀在今天已成極小眾的選擇，跟從前難以相提並論。「你不能問年輕人為何不能做你19歲時做的東西，那時你進不了大學，去工廠工作也有機會做到老闆；但如果今日我叫你去咖啡店工作，幾年後你也能有一家咖啡店，你信嗎？恐怕存3年錢也付不了一個月租。世界不同了，你還是用一個方法去做，當然不行。我覺得很多時要重新思考問題，千萬不能抱着『以前可以，為何現在不行』的心態，這種問題很無謂。」
「現在政府鼓勵年輕人北上，但對一個20多歲的人來說，是否不想上的問題？大陸企業為何要請你？你能比內地人更熟悉國情嗎？熟悉香港的又是否只有你？上一輩總是說，八十年代我們上去打天下，多麼偉大，但那個年代你進去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呂大樂認為，所謂「北上發展」、「中國機會」皆只是形式上的意思，並不貼近現實。中國確實機會處處，發展蓬勃，但兩地物價水平仍有差異，港人受生活所限亦難以北上。「日常生活在香港，家庭也在香港，一個人如何會有動力北上工作？假設你在香港月入一萬，你怎麼能說服自己到內地月入三千？」
沒有所謂「行之有效」
時移世易，抱殘守缺、懷緬過去成功，皆無濟於事。事實上自從九七回歸，社會各方面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口號只是流於表面。呂大樂指出：「當年回歸整個一國兩制，以及政治過渡的構思，沒有充分考慮當社會不再是殖民地時，政府如何與社會建立關係。」他憶述當時社會認為港英的制度可行，為香港帶來繁榮，於是照搬到回歸後的香港：「不需要很民主，只要特首代了港督，繼續讓一個公務員團隊幫他就行，但事實不是那麼簡單。」
香港政制和國際定位向來是老問題，呂大樂回憶，自己大學畢業不久後遇上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但當時縱使多番討論，談的卻全是十多年後才會發生，現在卻不同了。「這一代要面對的是，一國兩制已經來了，是真的存在，你喜歡與否，都要思考在這個框架下，如何才是最理想。」民主回歸論今日在年輕人之間已成為守舊的象徵，不過呂大樂反而笑稱：「其實你們才是要真真正正坐下來想民主回歸的一代，再落後也要想的，除非你已計劃瓦解它的政權，但若你不能說服其他人跟你做一樣的事情，你始終要想第二條路線。」
本土要逼自己認真一點
呂大樂坦言自己看不透本土論述，他認為大部分論者要不含糊其辭，要不把概念不斷放大至「華夏」等概念，讓人難以反駁。讓原住民定義本土嗎？確實，早於宋朝已有人民南來香港定居，但呂大樂質疑，難以想像今天香港仍有多數人以新界原住民為驕傲，以他們的文化為代表。那麼，讓出生地定義本土嗎？畢竟，三代皆生於斯長於斯的港人屬於少數，每個人或多或少會跟內地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呂大樂強調，我們應該梳理清楚這個關係，而不是單純否定它的存在。
「那你想本土是什麼呢？」呂大樂問。「茶餐廳裏的雲吞麵，我爸小時在廣州也吃過，這不是香港獨有的。你可以從它傳過來再加改良、擁有香港特色的方向討論，但若你以為這是香港獨有，我反而認為你會令香港最好的東西都沒有了。」他希望討論可以繼續，但不要於中途因為某種政治正確的原因，便把它模糊化，「要逼自己認真一點」。他形容自己等了很久，「我不是從佔中開始等的，我是從天星碼頭等到現在，在等那一套新的東西，不同於以前的東西（論述）。要有更積極和更大膽的討論。」他認為現時的年輕人雖然表面上很大膽，實際上是需要更大膽，即使是獨立論，討論的火花還是不夠。
明、清時期有數以百萬計中國人被「賣豬仔」，這批人被界定為華僑。後來在辛亥革命中他們成為重要支持者，正是要支持中國改變。「有趣地，他們的中國概念完全不用跟政權重疊，他們在清朝時離開，卻支持『非正統』的孫中山，他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呂大樂認為，如果所謂本土是要脫離中國，就應灑脫地承認自己是分離主義者，而這難免牽涉到暴力，他坦言看不到有可能很低成本地進行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