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壓力？如何增加幸福？
由聯合國出版的《世界幸福報告》以六種因素來解釋人民的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當中包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支援、預期健康壽命、生活選擇自由度、對社會的慷慨程度，以及人民對貪腐的印象。其中社會支援由一項題目量度：「當你遇見困難時，你是否有隨時可以依靠的親人或朋友？」2019年的報告結果顯示，社會支援對於人民的幸福感有正面而顯著的影響，而社會支援比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對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重要。
我們從HBSC及PISA 2015所得的研究結果，亦印證了以上的觀點。HBSC更仔細量度社會支援的四個範疇：家庭支援、教師支援、同學支援及朋友支援；家庭支援及朋友支援分別由四個題項組成，朋友支援及同學支援則分別由三個題項組成，比《世界幸福報告》採用的單一題項更為全面。HBSC在評估家庭支援時會問及：「我可以從我的家人身上得到情感上的支持」、「我的家人願意幫助我做決定」；在評估朋友支援時會問：「我有可以一起分享快樂和悲傷的朋友」、「我可以和我的朋友訴說我所遇到的難題」。在教師支援會問：「我覺得我的老師接納我」、「我很信任我的老師」；而同學支援會問：「我班上的同學喜歡共同相處」、「其他同學都接納我」。
社會支援與中小學生的功課壓力的關係
圖1顯示HBSC量度的四種社會支援對中小學生的功課壓力均有正面的影響，結果顯示四種支援均能減低中小學生的功課壓力。其中教師支援的影響最大：教師支援最高一組學生的功課壓力指數（註1），比最低一組學生低約0.51（-0.25-0.26）。其次為同學及家庭支援的影響，差距分别為0.40及0.36；最後是朋友支援的影響，差距約0.33。由此可見，老師的關心、家人的支持，還有同學的幫助，對減低學生功課壓力均十分重要。
社會支援與中小學生幸福感的關係
圖2顯示了HBSC量度的四種社會支援對改善中小學生幸福感的影響，結果顯示四種支援均對他們的幸福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影響較大，其次是老師對學生的支持；而父母支持度最高一組學生的幸福感，比起父母支持度最低一組的學生高出1.80分（7.75-5.95）。老師的支持影響亦顯著，最高與最低支持度的幸福感差距為1.46分（7.65-6.19），同學支援最高與最低支持度的幸福感差距為1.35分（7.48-6.13）；朋友支援最高與最低支持度的幸福感差距為1.31分（7.50-6.19）。
怎樣提升幸福感、紓緩壓力呢？
表1嘗試比較物質資本及社會支援對提升幸福感的相對效應。模型一分析學生背景與幸福感的關係，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但移民學生的幸福感顯著低於本地學生，其中第一代的新移民學生比第二代的新移民（註2）學生幸福感更低。在控制了學生背景變量後；物質資本（包括家庭財富，如擁有私家車、電腦、房間等）的影響仍見顯著。可是物質資本不及社會支援重要。模型二分析在控制了學生背景及物質資本變量後，四項社會資本均與幸福感具顯著關係；其中家庭支援的標準系數最高（0.244）；其次是教師支持（0.173）；第三是同學支持（0.127）；最後是朋友支持（0.063）。這個結果說明無論學生與家人是否在本地出生，無論他們的家中是否富裕，家長及老師的支持對在學的青少年仍是最重要的。
表2將問卷內有關功課壓力的題項歸納為「有壓力」和「沒有壓力」，嘗試比較物質資本及社會支援對減低功課壓力的相對效應。模型一分析學生背景與香港中小學生功課壓力的關係，結果顯示學生背景對香港中小學生功課壓力具有顯著的影響。有功課壓力的女生顯著比男生多，勝算值為1.488，顯示有功課壓力的女生比男生多48.8%；有功課壓力的第二代移民顯著多於本地學生，勝算值為1.414，顯示有功課壓力的第二代移民比本地學生多41.4%；有功課壓力的第一代移民卻顯著少於本地學生，勝算值為0.650，顯示有功課壓力的第二代移民比本地學生少35.0%。物質資本的影響亦顯著，物質資本愈高者，有功課壓力的比率愈低。模型二分析在控制了學生背景及物質資本變量後，四項社會資本與功課壓力的關係；其中教師支持及同學支持呈顯著相關，教師支持及同學支持愈高，有功課壓力的比率愈低。
結論
根據上述的研究顯示：香港以至華人社會的中小學生功課壓力大，考評焦慮感高，並未能愉快學習；華人文化普遍以為功課及考試壓力能推動學生努力而成績才會好，本文的數據分析正正否證了這個誤解，本文更指出：香港中小學生的功課及考試壓力愈大除了對成績沒有幫助之外，更有可能引發各種身心症狀，而本港中小學生的情緒症狀比身體症狀更嚴重，這些壓力及身心症狀長遠來說更可能造成港人的幸福感偏低。這些结果跟過去中外多項國際研究的發現相當一致（何瑞珠及盧乃桂，2011（註3）； Ho, 2017（註4）；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9（註5） ）
在香港的教育領域中，「成績重於一切」這種觀念似乎仍然根深柢固，各種各類的評核皆以學業成績為主導。雖然很多家長、教師及教育當局都以愉快學習為理想，但從上述學生的現況來看，香港教改廿載實在仍然離「樂善勇敢」這個理想非常遠，因此必須對香港現存大大小小的測考評估及其引起的功課及操練作出全面的檢討，讓不必要而已扭曲的評核暫緩而減輕孩子的負擔，還給孩子快樂的學習生活。
對家長而言，怎樣才真正使子女愉快生活呢？家長需要時間和心力與子女溝通，首先有助建立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互信關係，子女信任父母，遇到困難時會向爸媽傾訴，讓父母能及時察覺而給予支持。另外，在情緒上給予子女更多支持最為重要，當父母常常肯定孩子的努力和成就、避免過分批評而是多加適切的鼓勵，孩子才能建立恰如其分的自信心。父母更可以進一步對孩子的日常學校活動展現興趣，而非只關注學業成績或名次等，對青少年階段的孩子尤其受用。子女在學校會遇到社交、學習等困難，良好的親子溝通有助家長及早發現、處理子女的狀況及情緒，讓子女快樂地成長。
對教師而言：當學生面對壓力或遇見困難時，教師是否有時間心力聆聽他／她的困擾呢？上述研究顯示讓學生所需要的，就是有機會表達意見、有老師幫助他們學習、關注他們的學習表現，並在有需要時，獲得教師給予的額外協助、繼續循循善誘講解直至完全明白為止。筆者相信大部分老師的訴求就是這麼簡單──備好每一課，教好每一節，關注學生福祉，陪伴學生成長。
本文轉載自2019年9月第47期《紫荊論壇》。
註1：學校功課壓力指數的全港平均值為「0」；正值表示功課壓力高於全港平均值；負值表示功課壓力低於全港平均值。
註2：第一代的新移民學生是指父母及子女均非本地出生；第二代的新移民是指父母均非本地出生而子女則在本地出生。
註3：何瑞珠、盧乃桂（2011）從國際視域論析教育素質與平等：PISA的啟示。中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註4：Ho, S. C. (2017). PISA in Hong Kong and East Asian Societies. In S. C. Ho (Ed.), What We Learned from PISA: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East Asia (Chapter 1, pp. 3-17).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註5：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9).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9,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香港青少年的焦慮感高而幸福感低對家長及老師的啟示二之二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