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1969年夏，大學入學試放榜，當時香港中文大學三個成員學院是各自取錄新生的，新亞書院歷史系安排我於第一天上午前往面試。至今我仍清楚記得，主持面試的是系主任孫國棟師，他問了我三個問題：第一題問我最景仰的中國人物是誰，我回答說是孔子；第二題問我誰是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我回答說是司馬遷；第三題問什麼，早就忘記了。雖然是面試時回應提問的急就章，我一直認為這兩個答案是確當的。
中國通史是一年級的必修科，由國棟師講授，課本是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主要參考書都是錢穆先生的著作，至今我還保留着三篇讀書報告，分別是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文化史導論》和《中國思想史》的心得，我對錢先生的史學有認識，最初都是聽國棟師的課才得知的。他還教了我們一套「錢穆健身操」，每看書一小時就站在書桌旁做五分鐘活動筋骨的體操，簡單而有實效，多年後我還示範給我的學生看哩。
大學研究之淵源
開課後不久，國棟師告訴我們一班新生，說他有一位相熟的學者余也魯先生，在浸會學院創辦了一個以新聞學為專業的傳理系，希望我們都見識一下，於是安排全體一起去參觀。這是我第一次到浸會學院，印象不怎樣深刻。1970年代後期，我在中文大學日文系任職，每次乘校車上班和下班，都經過浸會學院正門，如是者三年，1980年秋，我就轉到浸會學院歷史系任教，轉瞬逾30多年了。國棟師是我在史學教研方面的啟蒙老師，一次參觀訪問，使我與浸會學院聯繫起來，有如播下了種籽，長出了幼苗，隨着學院發展為大學，我得以在學術的道路上徐徐向前。
我擔任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期間，辦過不少學術研討會，本地學界響應最為熱烈的，莫過於2004年的「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當時大家決定，邀請國棟師從美國回來作主題演講。記得當時我對一班研究生說，我這個歷史系系主任，有機會邀請當年取錄我入歷史系讀書的系主任來向大家講話，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國棟師看見他教過的一批學生，在文教社會各界都有所成，非常高興，說一定要再回來，果然翌年就返港定居，新亞書院還安排他住在校園宿舍。一班當年的同窗，有時邀請他老人家吃晚飯，有時到宿舍去探望他，得知他仍努力讀書寫作，孜孜不倦，在校園中常與年青學子交談和鼓勵他們，還將他與師母的著作整理和重印。在他身上，我感悟到新亞精神為弘揚中國文化而奮鬥的那份理念，雖然在今日似有還無，其實已經傳播開來了。國棟師是錢穆史學在香港的重要傳人，而且完成了他那個時代的使命。
國棟師是隋唐史專家，他任教的隋唐史一科使我得益匪淺。其後我雖專注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但也寫過幾篇隋唐史論文。治中國史，不論專研那個斷代，秦漢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和近代史，最好兼通兩三個斷代，加以比較研究。記得國棟師向我們說過，現在大家都重視「專」，想做個「專家」；但中國文化是強調「通」的，應該要努力做個「通人」，一個肩負學術文化和時代發展的「大通人」！這番話我是銘記於心的，向來讀書和撰著，有時力求精專，有時望能兼通，不免手忙腳亂，卻是樂此不倦，距理想境界尚遠，而仍堅定不移。
新亞書院對香港文教事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國棟師在他的崗位上貢獻了一生，談論新亞精神的人不少，能像國棟師那樣身體力行的人卻不多。國棟師逝世，新亞人頓時若有所失，眾人在悼念老師的同時，敬懷老師那份熱愛中國文化的精神。此刻，錢穆先生撰寫的新亞校歌，歌詞中重覆高唱的幾句，總是湧上心頭。「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浸會大學在艱苦奮進的那些年，有人問我，浸會有沒有精神，我不假思索，回答說有，浸會精神就是「艱苦奮進的精神」，在這個意義上，「新亞精神」與「浸會精神」是相通的，新亞校歌與浸會校歌都是同一個時代的寫照。這也說明了，近30年來浸會大學歷史系努力的方向。國棟師與浸會的淵源，使中國文化精神在另一個校園內起了互相呼應的效果，因為大家所珍而重之的，就是這一文化精神。但願大學不再需要艱苦奮進的時候，新亞人也好，浸會人也好，大家仍然秉乘創校初衷的崇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