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

行政長官率立法會議員訪問大灣區，行程4天，走馬看花，大概可以感受一下區內幾個大城市的發展。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大灣區至今仍然是一個宣傳上唱得起勁的概念，但實際上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改變，相信很多人都茫無頭緒。

灣區概念唱得起勁兩地政府努力推動

立法會去年7月14日的討論文件《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概况》，提及大灣區人口在2020年已超過8600萬（大灣區概念初提出時說區內人口為7000萬），地區生產總值（GDP）則達到1.7萬億美元（約11.7 萬億人民幣； 2022 年增至13萬億人民幣）。

文件列舉了政府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成績，涵蓋科創、金融、基建及互聯互通、專業服務、貿易與投資等範疇，受惠的是工商界、專業人士；另外還有「青年」──文件指特區政府在2021年1月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及資助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的企業，聘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又有「青年發展基金」、創業計劃、體驗計劃等，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大灣區青年創業項目。

教育方面，文件透露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專上院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辦學，將香港一流教育資源引進大灣區。醫療方面，容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臨牀急需、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臨牀急需醫療儀器。

安老及跨境福利方面，特區政府通過「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向深圳和肇慶的養老院購買服務，為有意在內地養老的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此外，政府又提供多項可攜社會保障計劃，支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香港長者。

毋庸置疑，內地（尤其廣東省）和特區政府都在努力推動大灣區項目，既有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又有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還有不同層級的政府單位、商會、大學、專業團體的交流協作，一系列工作依次展開。然而在香港人心目中，大灣區又是什麼一回事？

港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到大灣區就業及創業。圖示李家超、梁君彥與在前海就業的年輕人對話。（政府新聞處圖片）

民調：正面看待計劃的港人比例不高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去年12 月發表了一項關於市民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意見調查，其中有幾項結果特別值得留意。

有關「大灣區規劃」對香港帶來的機遇和挑戰，49.2%受訪市民認為參與「大灣區規劃」對香港發展「好壞參半」；22.1% 認為參與「規劃」的好處多些；15.3%則認為壞處多些。從數字來看，對大灣區計劃持正面態度的港人比例並不高！

就港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優勢，調查顯示，57.9%受訪市民認為，香港人在灣區內發展優勢很小（37.2%），或沒有優勢（20.7%）。至於認為香港人在灣區內發展優勢很大的，僅有3.9%；認為優勢頗大的則有22.5%。兩組數字顯示，有近六成市民認為港人在灣區內的發展優勢並不大，是否反映一般人沒有太大信心往大灣區發展？

至於港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生活，調查顯示，79%受訪市民沒有去大灣區生活或工作的意願；有意願的僅得10.1%。

政府經常鼓勵年輕人往大灣區發展。該調查問「是否會鼓勵香港青年人去大灣區發展」，結果有62.7%受訪者表示不會，只有19.1%表示會。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大亞太研究所民調反映的香港人意願，對大灣區規劃的反應似乎並不積極；其他民調的結果也顯示，年輕人對「北上大灣區發展」的呼籲同樣反應冷淡。

大灣區規劃剛出台時，不少評論都認為這個新規劃對年輕人是好機會，應該鼓勵他們北上發展；唯幾年下來，效果並不理想。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北上找尋機會的港人絡繹不絕。他們之中有廠家、創業者、專業人士、學者等，背景不同，但內地能提供一片發展的新天地，他們都樂意走入內地城市（甚至不一定在大灣區），而這些全都是自發行為，用不着政府特別鼓勵、推動。

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區城內各城市互相競爭，香港的角色是龍頭，引入資金、技術、人才。「前店後廠」的模式帶動了珠三角經濟起飛，香港則順利轉型，服務業和金融業快速發展，人均GDP則大幅上升，香港人都經歷了一次由發展中經濟邁向富裕社會的過程。而利之所在，很自然就驅動了一大批港人到內地「搵食」。

隨後的發展，珠三角城市陸續崛起，香港失去了龍頭地位，GDP總量甚至被廣州、深圳超越；但香港的強項和定位，始終無法被取代。珠三角城市群亦各有特色，中央在2019年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就是要把珠三角各城市融合、協調地發展，然後進一步打破行政阻隔，提升大灣區內各城市的互聯互通，產業緊密融合發展，令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更暢通無阻。

話雖如此，現在內地和香港之間在支付、過境、稅務等具體問題上，仍未達到完全「便利化」的階段。大灣區內各城市要做到無縫融合，仍然要不斷改進。

中央在2019年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要把珠三角各城市融合、協調地發展，然後進一步打破行政阻隔。（政府新聞處圖片）

過去4年灣區發展步伐非常緩慢

《規劃綱要》於2019年2月18日發布，距今4年──過去4年，正值香港社會動盪，隨之而來的新冠疫情，令過去幾年內地與香港的交往近乎停頓，大灣區融合進展停滯不前，過去4年只能算是啟動期。

回顧大灣區規劃的時序，相關概念是於2015年3月在國務院屬下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一帶一路」文件內首次提出；2017年3月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到2019年2月發表《規劃綱要》。《規劃綱要》提出大灣區建設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20年完成大灣區的基礎設施；第二階段到2022年基本完成三地市場規則對接；第三階段是到2035年，屆時要全面建成一流灣區。

按照這個時間表，到底2022年完成了香港、澳門和內地9個城市之間的市場規則對接沒有？官方似乎沒有文件說明，唯顯然整個大灣區規劃的發展步伐在過去4年非常緩慢。

市場規則對接，最棘手的是大灣區內不同的監管對業務營運構成障礙。有研究報告建議，參考歐盟的做法，在制度上應結合最低標準、統一準則及各地資格互認，這些措施可以有效減少大灣區的內部摩擦，屬於「拆牆」工作。然而，很多「牆」至今仍未拆走！

研究報告又指出，更自由的數據流動將成為大灣區業務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特區政府應爭取讓香港企業和服務提供商可以在大灣區收集消費者數據，令香港可以成為匯合內地及非內地消費者數據的「樞紐」，發揮香港在大灣區扮演數據中心的角色（參考「2022基金會」的《大灣區的未來發展與香港的機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