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來，中共高層一直在討論「兩個百年」目標的問題，即中共成立一百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從這些年的發展趨勢來看，在今後的幾年裏，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實現第一個百年的目標。第一個百年的目標早已經相當明確，具體體現在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十三五）上，即實現全面小康社會。
更具體地說，就是要在十三五結束時，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從現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萬2000美元；只要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率，就能達到這個目標。同時，中國也正在進行一場全國性的精準扶貧運動，以控制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
一般認為，鑒於中共強大的動員能力，實現這些具體目標沒有大的懸念。這意味着，十九大之後中共高層會把重點放在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儘管這個目標仍然需要細化，但大方向已經有了，反映在「中國夢」「中華民族復興」等概念中。
內部的發展目標對中國外交也必然發生重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幫助了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無疑，要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中國仍然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到今天，中國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幾個大國相比，中國的成就更是顯然。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國際紛爭甚至戰爭。但中國外交，用中國自己的話來說，則是「一心一意」謀求內部的發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
這一外交「教義」促使中國能夠抓住「國際機遇」。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即從早期的「抓住機遇」到「創造機遇」。
在前面的數十年裏，中國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國際機遇」。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作了一個偉大的判斷，即認為國際大環境是和平的。在這一判斷之下，中國才開始了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也定義了中國外交所應當有的方法，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在90年代，中國進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戰略，一方面加入國際體系，與世界「接軌」，另一方面要在現存國際體系內部「和平崛起」。這些政策無疑有助於中國「抓住機遇」，而中國也的確抓住了當時的機遇。中國加入了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所有重要國際組織，抓住了自80年代開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進程。
儘管全球化也給中國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例如收入差異的擴大和社會的分化，但中國總體上也借着這一波的全球化，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過去的實踐表明，如果對國際形勢沒有正確的判斷，就很難制定正確的政策，抓住發展機遇。
探索出本身的發展道路
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現在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能力來為自己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自己創造有利於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機遇。十八大以來，在總結前面的經驗基礎上，中共更已經探索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不管是針對大國、中等國家的還是小國。筆者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戰略概括成為「兩條腿、一個圈」。
第一條「腿」即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儘管最先是針對美國提出，但這一概念的應用不僅針對美國，也針對俄國和印度等其他大國。習近平本身多次強調，中國要避免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和新崛起大國之間所發生的爭霸戰爭。中國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國發生衝突，也不想和緊隨自己的新興大國印度發生衝突。
因此，無論對美國和印度，中國盡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計地尋求通過非戰爭的方式來解決衝突。最近中印洞朗對峙局面，在長達兩個多月的對峙期間，用戰爭解決問題的聲音在兩個國家都很高漲，引發了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疑慮。不過，兩國以和平方式結束了洞朗對峙局面。就中國來說，這可以說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國關係」引用到印度的一個成功案例。
第二條「腿」即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儘管「一帶一路」涵蓋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但其主要對像是發展中國家。沿邊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有不少甚至是貧困國家。
一方面，中國要通過「一帶一路」實現「走出去」的目標，服務於國內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借此盡到大國的責任，為這些國家提供區域的和國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國自己的話說，就是容許發展中國家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這是一種包容式、開放式和參與式的區域和國際發展模式。
「一帶一路」已經有很多國家加入。即使是從前持懷疑甚至是反對態度的美國和日本，也在改變它們的態度。這兩個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
「一個圈」即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外交可說是中國外交的核心，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決定的。中國周邊數十個國家，如果搞不好周邊外交，中國崛起的難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鄰」「安鄰」和「富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這些年來，儘管中國和一些鄰居國家就南中國海問題面臨緊張的關係，中國堅守自己的核心國家利益，但中國從來沒有動用過西方慣用的「經濟制裁」等手段；相反，儘管中國和有關國家政治和外交關係很冷，但經貿關係從未冷卻。這也是這些國家之後能夠快速改善和中國關係的基礎。
在國際層面，今天的西方因為內部經濟困難大搞民粹主義，導致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使得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岌岌可危。但中國領導層則清醒地意識到，無論是內部的民粹主義還是外部的經濟民族主義，都不是解決內外部問題的有效方式，無論是反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都會雪上加霜。
全球化既勢不可擋，也是創造財富的有效機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無論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還是2017年初的達沃斯論壇，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都相繼釋放出繼續推進全球化的強大信號。今天中國是少數幾個大力推進全球化的國家。同時，中國也在努力探索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主要是財富分配不均和社會分化。例如，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讓當地社會的大多數受惠。
中國也要實現戰略崛起
儘管一些西方人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放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但實際上，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中國那樣「韜光養晦」的。從前的大國，在其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無論是成功的英國和美國，還是失敗的德國和日本，大都發展出如何擴張，甚至如何稱霸世界的戰略；但今天的中國努力探索的則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為世界的和平做貢獻。
不過，人們也要意識到，迄今為止，中國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總體上說，中國在經濟貿易方面進展很穩健，但在戰略方面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從以前大國崛起的經驗看，崛起包括經濟上的崛起和戰略上的崛起兩個方面。
無論是大英帝國還是美國，它們是在這兩方面同時崛起的。而前蘇聯的崛起主要表現在軍事上，因此不可持續。日本的崛起只表現在經濟上，而非戰略上。日本因為是美國的同盟，戰略上也不可崛起。這也表明，日本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能成為世界大國。
中國既要實現經濟崛起，也要實現戰略崛起。而後者則顯然是中國的「短板」。不過，在戰略崛起方面，中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東海、南中國海和處理同印度的關係中。在東海的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並沒有對日本的挑釁退讓，現在已經形成了穩定的互動模式。
在南中國海，中國幾經艱苦的努力，已經改變了從前被動回應的局面，轉為主動掌控局面。儘管南中國海問題還沒有解決，但現在中國已經處於主動地位，無論是美國還是東南亞相關國家都是對中國的「回應」。相信隨著《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進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穩定局勢的機制和方法。
在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上，中國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過各種方式對印度施加壓力，和平結束對峙。儘管未來和印度的關係並不容易，但如果中國能夠繼續把「新型大國關係」應用到和印度的關係，是可以找到一條有效途徑的。
現在中國面臨着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即朝鮮半島核危機。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已經面臨着雙重的國家安全威脅，即來自朝鮮的「核危機」和來自美韓的「薩德危機」。更為嚴峻的是，如果朝鮮成為核國家，中國的未來安全問題完全沒有了保障。
今天，中國周邊已經有了三個核國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如果朝鮮變成核國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個，即朝鮮、日本和韓國。日本已經是一個事實上的核國家，韓國發展核武器也不會有很大的困難了。更為糟糕的是，如果中國處理不好朝鮮問題，台灣也必然有野心來發展核武器。如果那樣，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就會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
歷史地看，一個國家的大國地位，從來不會從天上自動掉下來，而是要經過很多次大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經歷了很多次國際大考，通過了，並且考得也不錯。但如果這次朝鮮問題，中國考不過，不僅很難成為大國，更難保障未來的國家安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說，朝鮮半島的這次考試甚於1962年美國的古巴導彈危機。如果美國當年不是冒着和前蘇聯進行核戰的風險，來果斷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很難崛起成為日後的美國。
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也是中國崛起的國際機遇。處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機，如果都能認真對待，在正確判斷的基礎上，果斷行動，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實現國家的真正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