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試圖通過公投的方式尋求和平獨立。儘管多數人民選擇留在英國，高度分權和自治則是英國必須履行的承諾。就是說，蘇格蘭人用民主的方式「解構」着原來統一的中央集權式民族國家；一旦高度分權自治，原來的英國就不再存在。這並不僅僅是英國的問題，歐洲很多國家正在面臨類似的問題和挑戰。歐洲是近代主權國家的誕生地，民族主權國家的概念和組織形式，從歐洲擴散到世界各地。到當代，沒有一個國家不自稱為民族國家，即使實質上不是。不過在今天，過去促成近代民族國家誕生的一些原則，也在促成其轉型甚至解體。
中東地區的政治發展更令人擔憂。近代以來，中東的政治秩序的演變，本來就和西方密切相關。先是歐洲殖民地，後是美國。正是歐洲和美國的介入，或者確切地說，西方強權對中東國家的征服，才使得中東國家政權形式具有了現代性。但是，在歐洲和美國的背後支持下，現存中東秩序有的已經徹底解體，有的正在解體。在原來的政權解體之後，也並沒有出現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體，更多的是西方所說的「失敗國家」的出現。更為嚴重的是，在原來的國家失敗之後，類似「伊斯蘭國」的「不一般」的權力組織崛起，不僅對區域構成了威脅，而且隨時可以威脅到整個世界。
歐洲傳統民主政治的變遷表現為和平，中東政治變遷則表現為暴力和無政府；而世界上其它很多地區，則處於歐洲和中東之間，有暴力的，也有相對和平的。所有變化，或多或少都和近代以來西方的地緣政治，及其隨地緣政治利益而擴張的民主政治有關。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類似末日論的思維
歷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設從前是問題，現在是問題，將來也一直會是問題。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誕生之後，歐洲哲學家包括黑格爾曾經認為，民族國家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民族國家是人類社會各種制度的最後最完美的階段。之後，馬克思等更是預言，國家最終會隨着人類的進步而終結。同樣，在蘇聯東歐共產主義解體之後，就有美國學者（例如福山）出來說，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即西方式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有人已經指出，這種思維和人類末日論者的思維沒有多大的區別。實際上，有關歷史終結的觀點，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類進步觀（往往是歷史單向線性觀）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來，西方式民主一直在不斷擴張的樂觀情緒。不過，在經驗層面，這種樂觀的觀點很難找到足夠的支持。如果深入考察，不難發現，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隨着西方的地緣政治擴張而擴張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隨着西方民主的擴散，不僅民主的形式在不斷變化，民主的質量也在轉變。這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擴散，另一方面是擴散過程中所包含的危機。
近代形式的民主或者「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起源於西方，逐漸向非西方國家傳播。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民主發生和擴散的過程，但近來最著名的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著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在這本書中，作者不僅論述了民主從西方向非西方傳播的過程，也花了很多的篇幅來討論民主發生和傳播的條件。但很多人把亨廷頓的觀點庸俗化，僅僅把民主作為一個價值和政治意識形態，把民主和「歷史的終結」聯繫起來。
根據亨廷頓的說法，第一波民主發生在19世紀早期，主要是民主在西方文化圈的擴張，其標誌是普選權擴展到了白人男性。在其頂峰，第一波民主國家產生了29個民主國家。直到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上台，第一波民主出現倒退，低潮的時候只剩下12個民主國家。第二波民主浪潮發生在二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獲得了戰爭的勝利，民主也隨之擴張。到1962年為高潮，當時有36個國家被視為是民主國家。但第二波民主也同樣出現回潮，在1962年至1970年代中期，民主國家減少到30個。
當然，這裏人們對這兩波民主浪潮所產生的民主國家的統計數字，也具有很大的爭議。白人男性的普選權，在很長歷史時間裏是有各種財產限制的，而女性和少數族群的投票權，更沒有考慮進去。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民主的數量就要大打折扣。例如瑞典一直被視為是第一波民主化的國家，但這個國家直到1971年才把普選權給予女性。實際上，前面兩波所產生的民主，也就是人們一般所說的精英民主，而非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
第三波民主化始於1974年葡萄牙的內部變革，類似的政治變革在1980年代擴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年和1988年間擴展到亞洲（菲律賓、韓國和台灣等），然後是1990年代初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的東歐國家。從數量上看，這一波成就最大，在這一波之後，有100多個國家被視為是民主國家。也不難看到，第三波的民主大都是非西方國家。
民主倒退或回潮
在世界範圍內，民主仍然在變動過程之中。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的國家傳播，但一些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則出現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國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體（例如軍人政權和專制）之間搖擺。不管怎樣，在民主的傳播過程中，不難總結出一些具有規律性的東西來。正如西方式民主的產生是西方特有條件的產物，民主在向非西方國家的擴張，也受那裏客觀條件的制約，從而發生變化。
影響民主擴張的最主要因素是地緣政治。實際上，任何政治秩序的擴張都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歷史地看，地緣政治秩序永遠是第一秩序，而國內秩序無論是權威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則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然受第一秩序的影響和制約，並且第二秩序本身也必須向第一秩序作調整，直到第一秩序和第二秩序之間沒有本質性的衝突為止。一個特定的地緣政治秩序會包容很多政體（國內秩序）。儘管它們不會是一模一樣的秩序，但必須具有類似性。例如，儘管民主是一國一個模式，但必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傳統上，東亞國家和地區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也具有不同的政體，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這也表現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區，例如以蘇聯爲核心的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各個國家，都具有非常類似的政治制度。人們可以把一個特定地緣政治秩序內部的政體，稱之為「類政體」。
從地緣政治秩序的角度來看，西方式民主的擴張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擴張的產物。西方國家在把民主從西方擴展到西方之外的國家和地區，主要包括如下幾種方式，包括殖民地、軍事佔領、冷戰陣線等。首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目標當然不是西方國家為了推行當地的民主化。實際上，在殖民地統治期間，沒有一個國家是實行民主的。但在殖民者撤離之後，留下了一些日後產生民主的殖民遺產。同時，在領導人民反殖民地的過程中，很多國家的政治精英大都受西方的教育，他們在國家獨立之後，主動引入西方式的民主。
其次是佔領，最明顯的例子是二戰後美國對西德和日本的佔領，在佔領期間推行西方式民主。在整個冷戰期間，屬於西方陣營的國家也在西方的壓力下逐步實現民主化，至少推行表面上的選舉制度。蘇聯集團解體之後，西方陣營的地緣政治秩序迅速擴展到原本屬於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蘇聯本身的解體也促成了很多前加盟共和國的民主化。
也有一些地區的民主化主要來自內部動力，但也受地緣政治的影響。東亞的韓國和台灣地區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些地方的政治精英為了應付來自地緣政治的壓力，不得不實行民主化，以求得美國的支持。
輔助於西方地緣政治擴張的，便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資本主義擴張對民主化的推動力，甚至比地緣政治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這些國家帶來了工業化、城市化等現代化的內容。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既造就了中產階級，也造就了社會利益的分化。同時隨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民主意識也提高。這些都促成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內部民主化動力。在非西方之外，民主性質的優劣往往取決於這些因素的成長與否。
不過，這個民主擴張的過程也隱含着民主的危機。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財、物力來研究如何擴張民主，但往往對這個過程中所包含的危機注意不夠。很顯然，民主在擴張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同的變種。總體說來，從西方到非西方，民主愈來愈不具備社會文化基礎，在民主內容愈來愈微弱的同時愈來愈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義的多黨制和選舉。在很多國家，除了多黨制和選舉，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內容。
也就是說，在西方民主的擴張過程中，其形式遠遠多於內容。這種現象其實亨廷頓早就觀察到。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亨廷頓一直強調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產物，儘管能夠傳播到其他國家，但並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學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學者，並非這樣看，他們把西方民主簡單地視為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擴張的產物，隨着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也必然會發生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西方式民主的發展和變化，並不能使人樂觀；相反，有很多理由促成人們對西方式民主的擔憂。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