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緣
上世紀80年代初離開電視編劇崗位後，創作力仍旺盛，計劃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要分析好小說作準備，於是拿最喜愛、是嫻熟的金庸小說來分析。花了半年公餘時間，寫就《金庸筆下世界》十章，還有腹稿十章未動筆。恰好當時創辦的「博益」出版社徵稿，在好友勸說下，周一郵寄投稿，周二便由當時「博益」負責人施祖賢先生致電約見，他說徹夜讀完我的文章，決定替我出版。真是喜出望外。《金庸筆下世界》不久出版，我郵寄一冊給金庸，可惜未見回音。
約半年後，當時台灣最大的出版社遠景出版社社長沈登恩到香港找我，希望我寫續篇。因尚有腹稿未寫，便一口答應下來，誰知過了一年半仍未著一字，沈兄表現焦急，於是不斷送贈旗下出版的論金著專集給我讀。我也問心有愧，終於拋開雜務，於三年後寫成續篇。事有湊巧，我到書局買豹毛筆練習書法，巧遇金庸伉儷也在逛書局。想到何不把新作寄給金庸，請求在《明報》逐日刊出？於是選了兩章寄出，並說自己正修讀碩士。約過了一周，竟然接到金庸親自來電，他說要請秘書，問我有沒有意當任？這是天大喜訊，簡直是奇迹，當即訂約會面。
與當世大文豪大作家見面，難掩內心興奮和忐忑不安，想不到談話的氣氛很好，後來金庸主動說出薪酬，寫在一張紙上給我看，問我是否同意。我輕鬆地看了一眼，微笑點頭表示同意。能追隨金庸工作是一種榮幸，還能計較薪酬嗎？其實，恐怕至今他仍不知道，這比我上次領薪的數字低了不少。但機構性質不同，也不能比較。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15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1988年8月8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
與同事融和
當時我的職位是「社長室行政秘書」，與公司各部門類似輻射關係，每個部門都會聯繫，但亦非恆常接觸。初期老闆叫我和社長室新同事到各部門了解一下，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一些知名已久的文化人，我們都表示仰慕，其中對名記者陳非和紫微楊印象最深刻。原來此前我好些刊於明報3000字特稿都是紫微楊選用的，我乘機稱謝。陳非則向我們說了一些報界的掌故，非常動聽。
和《明報》同事共事，多是融洽和暢順愉快的，有些交情維繫至今，不過暗湧還是存在。某部門的頭頭，辦公室和寫字檯亂作一團，知道是社長室來的人則有點誠惶誠恐，好像見到御林軍。聽說他此人對別人不賣賬，對下屬妄自尊大。這些聽到而難以碰到，亦恐怕是流言。好像我辭職不久，此人亦離職，在文化界消失。我曾為報社規劃一些守則，減少某部門一些資源無謂流失，看來還有微效。該部門有某君對我禮貌周周，我受之有愧。後來隔了多年此君轉職另一文化機構，向我舊交談及在《明報》工作時，因不知他認識我，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原來人臉與人心如此不同，恐怕是我斷了他一些利益，我聽後開懷一笑置之。
磨練書信
社長室的工作較有彈性。但我恆常的工作是要寫覆函，我撰稿再由社長修繕，滿意後才發出。初期金庸拿著我的信稿對我說：「語氣要謙虛些。」只因我認為金庸是成功人物，語氣便寫得堂皇冠冕，以為得體，原來還是要謙虛些。後來金庸又走來囑咐我：「字體要寫小些。」我隨即問原因，他說字體大，好像出告示給人家，這樣不好。隨即又說，一封信最好一張紙說完，這是他給我最初的指示。
由於當日經驗淺，學養不足。最初撰寫回函時都有欠得當之處，金庸便替我改稿，有時在旁還註明怎樣錯了，該寫什麼。我看到改稿，既汗顏慚愧，又感激，會整日惶恐不安，對自己深責，感到不能勝任。後來要求自己首先不能犯重覆錯誤，再找離我日久的尺牘涉獵多讀。漸漸金庸改得少了，後期我感到寫得未必好，但他再沒有修改我的文字了。甚而在一些初稿上附夾寥寥數字「寫得很好。」，這便使我開心幾天。我衷心感謝金庸對我的包容，更感謝他對我的點撥，終身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