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

周有光先生晚年在他的小書房裏與許多來自各地的文人訪客談笑對答。在一問一答之中,濃縮了百年的人生智慧。
封面圖片:周有光先生在家中寫作。(Wikimedia Commons)
 
編按:2017 年1 月14日,周有光先生去世,終年111 歲。
 
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更是中國知識界的驕傲。他中年以前主要從事經濟工作,中年以後改行從事文字改革,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創始人之一。他85歲從辦公室回到家裏,轉向研究人類文化發展規律。他廣泛閱讀,獨立思考,至今仍在孜孜以求,探索真理。
 
這篇訪問是周有光先生106歲時接受中國三十人論壇創辦人馬國川的獨家專訪,周先生對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見解深刻,發人深省。
 

 

馬:馬國川
周:周有光
 

中國教育還沒有走上一條新道路 

 
馬:1923年您進入聖約翰大學學習。在《百歲口述史》裏您曾經提到,您在聖約翰大學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請問,什麼是博雅教育?這種教育思想對學生的學業和人格有什麼樣的影響?在聖約翰大學,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周:所謂博雅教育,是英文 Liberal Education 的漢語翻譯,這個翻譯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譯為通識教育,雖然沒有前者那麼雅,但是我覺得,可能跟原來的意思更接近一點。
 
什麼叫通識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兩方面內容:第一個內容是,要培養基礎知識。近現代以來的傳統是,把國(文)、英(語)、算視為基礎知識。基礎要培養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學階段,因此中學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礎培養不好,以後的教育就困難了。現在好多大學生忙得要死,為什麼呢?他們進了大學還要讀英文背單詞。可是我們那時候,中學時代就能很好的應用英文了,中學畢業出來就可以達到 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礎教育)水平了。到了大學,學生就可以運用基礎知識來獲取更高層次的純知識。因為基礎知識,特別是語言知識,不是純知識,而是工具知識,是獲取知識的知識,是一種工具。即使懂得幾種語言,也還是沒有知識。
 
通識教育的第二個內容是,學習邏輯思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那個時候聖約翰大學有一本小冊子,專門給來訪客人參考的,裏面就講本校的宗旨是培養良好品德。現在有人說要培養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講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們那個時代,大學畢業生都不是專家,只不過是受過一些基本訓練的普通人,專家要在大學畢業以後再培養。解放以後,完全不一樣了,因為中國學習蘇聯的教育模式。在蘇聯,大學畢業就是專家了。 
 
我在聖約翰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我想,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了怎麼自學。學問是要自己學的,老師只不過指示道路給學生。
 
馬:50歲的時候,您才離開銀行界和經濟學界,調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語言文字工作,成為語言學家,並且取得了卓越成就。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您成功的奧秘是什麼,是否得益於博雅教育? 
 
周: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談。
 
通識教育對我的好處,就是在學校裏面選的課程比較廣,同時學到了怎樣自修的方法,有這兩點要改行就不大困難了。我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不發生太大困難。
 
大學一出來,就是一個專家,這個辦法或許會有一些好處,但是對文化的發展是不好的。
 
上海聖約翰大學(網上圖片)
上海聖約翰大學(網上圖片)
 

有關教會大學:當考慮棄其糟粕,取其精華

 
馬:作為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對學生進行的教育有意識形態色彩嗎?解放前,全國有許多教會大學,您怎麼評價教會大學對中國教育的作用? 
 
周:我大學畢業時,還不懂什麼叫做意識形態,當時根本沒有這個說法,它是從蘇聯來的。
 
對於教會學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教會學校的確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面進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傳播新時代的新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方面,教會學校當然也有兩個方面。帝國主義是侵略的,造成了許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然後,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慢慢從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轉向資本主義。
 
中國的歷史並不是這個歷史序列中的一個例外,印度也是這樣。全世界多數地方都受了帝國主義的影響,遭受了侵略,同時也得到了文化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今天還在發展當中。
 
教會學校也有精華,不是只有糟粕。我們擺脫殖民統治之後,應當考慮棄其糟粕,取其精華。
 
馬:解放後,您曾經在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見證並親歷了新中國進行的院系調整。當時為什麼要進行院系調整?現在對當時的這種做法有很多批評,您怎麼評價這次教育革命?它給中國教育帶來什麼影響? 
 
周:新中國成立以後,就把原來的整個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學校當零件拆開,完全按照蘇聯的教育模式重新組裝,專業愈搞愈細。可以說,徹底放棄了通識教育這條路,全是蘇聯的專業分工方法,大學一畢業就變成專家了。新中國一成立就講求速成教育,大學本來四、五年,後來改為三年,甚至改為兩年,都是速成的思想。當時人家也問我,速成好不好?我說,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這是一種短視的政策,到蘇聯解體以後看得更加清楚了。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政策流弊很大,阻礙了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改組,比如清華大學又有文科了。其實解放前清華大學有名氣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後清華大學成為「理工科大學」,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學,30年多後不得不重建。許多大學都經過這樣的折騰啊。
 
一直到今天,中國教育還沒有向先進國家的先進制度看齊,還差得很多。中國教育制度離開了蘇聯教育模式,可是還沒有走上新的道路,卻走上了一條官僚化的道路,尤其是在大學教育裏,官僚化、衙門化很厲害。我年齡大了,不能參加社會活動,但是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學裏的朋友,所以知道一點情況。
 

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

 
馬:就像剛才您講到的,現在大學教育問題多多,學術抄襲、教授作假等現象層出不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 
 
周:我看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告訴我,學術抄襲、教授造假,完全是由於大學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個派生現象,所以,關鍵在於非官僚化,而不能棄本逐末。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官員讀博士成為風氣,官僚都要一個學位頭銜,於是就創造了在職博士生這個奇怪的現象。官員有時間讀書寫論文嗎?絕大多數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別人替他們寫的,當然是虛假的。這樣,產生了大批沒有知識的博士、空頭的教授。
 
這種情況到今天還沒有改變。有什麼辦法解決問題呢?我想,辦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問題不可能解決。上海一個教授告訴我,大學有兩種假教授:一種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筆錢,大學給你一個客座教授之類的聘書,這是真的假教授;還有一種是假的真教授,一個系升格為學院,來了一個院長兩個副院長,一定是教授,其實不學無術,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嚴和威信一掃而光。
 
至於大學的教授抄襲,我看了許多材料,不去研究個案,我們要研究整個現象。
 
馬:學術抄襲、教授作假等現象之外,假文憑氾濫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例如唐駿假文憑事件,就鬧得沸沸揚揚。在您看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假文憑氾濫? 
 
周:唐駿是我的老鄉,常州人,還有一個糟糕的是,我是常州中學的畢業生,他也是常州中學畢業的,只是前後差了幾十年。報紙新聞說,唐駿到常州中學去演講,雖然文憑是假的,可是本地人還擁護他呢。可見今天的風氣是壞得不得了。
 
學問和管理能力是兩碼事。有的人有管理能力,能辦事,可是不能做學問;有的人有做學問的天賦,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駿這個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們現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會地位還要一個文憑,怎麼辦?只有造假了。後來報紙上不是登了嗎,只要給多少錢,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就給一個碩士或博士學位。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假文憑氾濫?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假文憑。我拿過幾張文憑,有國內的有國外的,現在沒用處,我一生文憑沒有用處,人家也不問我有沒有文憑。不重視文憑,也就沒有假文憑了,我們今天重視文憑不重視知識,當然假文憑就出來了。
 
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問「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師」,您認為原因是什麼?在您看來,目前中國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周:我想,對於溫家寶總理的問題,唐代大學問家韓愈早已答復了。韓愈在文章裏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這很重要,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樂怎麼做呢?「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
 
這個答覆非常好。韓愈已經答覆溫總理了,用不着我來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雜誌上有些小評論說,其實新中國培養了許多大師,某些文豪不是大師嗎?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師嗎?這些都是隨風倒的,因為不隨風倒就不可能做大師。當然這是笑話,隨風倒的人怎麼能夠成為大師呢!不過是御用文人罷了。
 
還有,要做大師有許多條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師的。蘇聯一解體,就看到國外材料說高爾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驚,高爾基就是蘇聯培養的大師啊。
 
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學校自治」八個字,所以他造就了一個好的北京大學。國外都是這樣子,世界上的好大學沒有一個不是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假如大學繼續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
 
對於溫家寶前總理的提問,周有光先生作了有趣的回應。(亞新社圖片)
對於溫家寶前總理的提問,周有光先生作了有趣的回應。(亞新社圖片)
 

官僚不除,中國教育難有根本改變

 
馬:您對最近通過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有何評價? 
 
周:我沒看到這個《綱要》,不能評論。你告訴我它的要點是什麼嗎? 
 
馬:抱歉,我也說不出有什麼要點來。
 
周:它裏面有沒有講學術自由? 
 
馬:沒有講,但是提到大學要去行政化。
 
周:這話不通啊。大學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大學房子要維修,校園要做清潔工作,這是行政工作。官僚化跟行政是兩碼事,大學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所以去行政化是錯誤的,要去官僚化才對。 
 
馬:為什麼中國的應試教育發達?如何改革應試教育? 
 
周:中國一向是要考狀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應試教育是中國最發達的,有兩千年的傳統。我們缺少的不是應試教育,我們缺少的是科學教育。
 
馬: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應試教育,那就要用科學教育取代應試教育。 
 
周:對啊。新的教育部長袁貴仁上任後,我給他寫過一封信,提了兩點建議。第一點,從大學做起,學術自由;第二點,小學生中學生大量的無效勞動要取消。現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覺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書本還是學不好。為什麼呢?大量的無效勞動。他很客氣,打電話過來說「謝謝」。
 
不過我的朋友說,教育部長做不到的,他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因為中國的教育錯誤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許批評,那怎麼是真理呢? 

 
周:我們今天教育為什麼搞得這麼糟糕呢?因為我們沒有科學的教育學,當然教育搞不好。為什麼沒有科學的教育學?因為中國沒有引進科學的教育學。我們今天引進了國外的自然科學,至於社會科學,現在只引進了一個部分——經濟學,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啊。至於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還差得非常遠。
 
馬:社會科學的發達與否,決定了能否培養出真正的大師。但是許多人批評說,中國現在社會科學中玄學和形而上學盛行。那麼,如何克服社會科學中的玄學與形而上學問題呢? 
 
周:這個問題很重要。人類的思維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神學思維,神學思維都是迷信;第二個階段叫玄學思維,玄學思維是信仰;第三個階段是科學思維,科學思維講究實證。三種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
 
意識形態屬於玄學思維,這個概念也是玄學思維的概念,不是科學的,科學領域裏面沒有什麼叫做意識形態的。從科學角度來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同屬於科學思維,意識形態屬於玄學思維,是兩個階段的兩種不同思維,不一樣的。
 
意識形態不是社會科學。意識形態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蘇聯時期,公民能夠批評質疑官方的意識形態嗎?蘇聯曾經把社會科學進行改造,作為宣傳意識形態的手段。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葉利欽宣布俄羅斯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也徹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識形態。經過深刻的批判,現在俄羅斯已經把社會科學跟意識形態分開了。可是,今天俄羅斯的統治集團跟知識分子不一樣,統治集團要建立一個強國,知識分子就講知識、講學問、講真理。這是兩碼事。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科學,把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截然分開,這是錯誤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識來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同樣都需要進行嚴格的實證檢驗。什麼叫實證呢?實證就是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的人寫文章說,這句話是胡適講出來的。
 
馬:這句話出自《胡適自傳》,原話是,「只有實踐證明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與大陸70年代末思想解放運動的口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數字之差。
 
周:什麼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還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斷被批判被否定當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許批評,那怎麼是真理呢?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意識形態是不許批評的,意識形態是用來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評,所以意識形態不能跟社會科學混起來講。
 
蘇聯的垮台證明,蘇聯走的是一條歷史的誤區,我們跟着新蘇聯「一邊倒」,也跟着「倒」進誤區裏面去了。要恢復社會科學的本來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回歸五四,學習民主〉,寫得很好。民主不是一個簡單東西,什麼叫民主?民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發明,也不是它的專利品。民主是3000年來的歷史經驗的積累,現在還在一步步漸進。現在民主最新的東西有八個字:電視辯論,國際觀察。若干年前俄羅斯選舉,國際觀察員都拒絕去觀察,為什麼,他們已經了解俄羅斯選舉是假的。 
 
不許講民主,不就成君主嗎?今天我們要重新建設中國,從五四開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 
 
本文原題為〈今日中國的大學與大學教育〉,刊於《讀書》2010年第10期。
 
原文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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