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國民教育不貫徹 人心回歸成畫餅

平心而論,由於中央已經把「人心回歸」視為重要戰略任務,最近兩、三年特區政府在學校內推動中國歷史教育、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方面較以往積極,但力度和成效則遠遠不足。

「人心回歸」作為概念、政策、目標乃至口號被提出來並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和重視,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一段時間後才出現。但到目前為止不同人對何謂「人心回歸」卻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又因為理解不一致導致對如何促進或者實現「人心回歸」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為此,本文將對「人心回歸」問題作一淺談。

「人心回歸」的定義與歷史背景

為了方便討論,本文簡單地把「人心回歸」定義為對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上升;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認同、好感和支持增加,並清楚了解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和貢獻;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驕傲;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認識提高;對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和大政方針有基本理解和尊重;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敬重加深;正確認識和衷心擁護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自信;自覺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願意為國家、民族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貢獻。「人心回歸」也可以包括對香港的「殖民地」過去和殖民管治有全面的和批判性的認知和評價、不會盲目吹捧和謳歌香港的「殖民地」過去。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中央在19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方針作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辦法時,完全沒有對回歸後香港人的思想狀況有任何着墨,更遑論要對其進行改變或「改造」。一國兩制的核心目標是要達致國家統一、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提升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讓香港能夠一如既往的在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目標簡單明確,而又鑒於歷史原因,不少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牴觸情緒,對香港回歸祖國有疑慮,更害怕在回歸後會被迫接受「政治教育」,因此,在穩定人心的大前提下,中央沒有也避免提出針對香港人的、在思想層面上的政策或構思。

中央在19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時,完全沒有對回歸後香港人的思想狀況有任何着墨,更遑論要對其進行改變或「改造」。(亞新社)
中央在19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時,完全沒有對回歸後香港人的思想狀況有任何着墨,更遑論要對其進行改變或「改造」。(亞新社)

提出「愛國者治港」原則 鄧公期望不算高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深諳箇中三味,所以在思想層面對香港人只提出了很低的要求,基本上沒有意圖改變香港人的思想信仰,只期望香港人不要做對國家和香港不利的事情。即便鄧小平提出「愛國者治港」的重大原則,但對「愛國者」也沒有提出過高的標準。比如,鄧小平在1984年6月表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他在1987年4月又指出:「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麽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既然中央對參與治理香港工作的「愛國者」的期望也不高,則中央對一般香港老百姓的要求只會是更低的、絕對不難達到的標準。

所以,雖然絕大部分前殖民地在獨立後都經歷過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特別在公職人員當中推行的「去殖民地化」的思想教育計劃,但在一國兩制和「50年不變」的大纛下,針對香港人在回歸後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是中央對港方針的重要部分。以此之故,香港在回歸後實際上完全沒有在政府內部和社會上推動各種各樣提升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憲法和《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教育。就連中國歷史教育也愈趨荒廢,在中小學內成為了聊備一格的科目。

據了解,特區政府內部有不少官員和公務員對於推行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都頗為抗拒。箇中原因包括:部分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懷有抵觸甚至逆反情緒;不少人懼怕推行思想教育會引發政府內部、社會人士和家長的反彈,讓反對派有可乘之機,更對自己的仕途不利;有些官員錯誤認為香港過去的政府從來都不插手社會事務,更遑論要對香港人進行「思想改造」,但卻忽視或昧於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在香港所從事的種種「去中國化」、有選擇性灌輸西方價值觀和宣揚「順民意識」的明目張膽的和潛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勾當。

另外,就算特區政府願意積極推進「人心回歸」工作,它也缺乏足夠和有效的手段。長期受到「殖民地」管治者的反共反中教誨熏陶的公務員固然難擔重任,而事實上長期以來不少負責教育工作的公務員對推行國民教育諸多抗拒。社會上的學者、教師、媒體、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意見領袖又多屬反對派甚至是反中亂港人士,難以指望他們會積極支持和推行與「人心回歸」相關的任務。就算他們迫於無奈執行命令,恐怕他們只會明裏暗裏另搞一套,並乘機宣揚和灌輸一套對「人心回歸」不利的思想和認知。

長期以來,不少負責教育工作的公務員,對推行國民教育諸多抗拒。(政府新聞網圖片)
長期以來,不少負責教育工作的公務員,對推行國民教育諸多抗拒。(政府新聞網圖片)

敵對勢力搶佔陣地 另類詮釋一國兩制

糟糕的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在香港回歸後積極推進「人心回歸」的工作,但內外敵對勢力卻不遺餘力去佔領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陣地,尤其是學校和媒體這兩個對年輕人影響巨大的領域。

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缺位,而反對勢力在思想範疇「唯我獨尊」的情況下,反共反中的論述、傳播和推廣無日無之,形成星火燎原之勢。他們大力推銷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把中央與特區關係界定為對立關係的──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的歪理。他們否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任何中央依法行使權力的行為都受到譴責,並被指控為中央背信棄義、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的舉措。

更為惡劣的,是反對勢力肆意歪曲「香港歷史」、把「香港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刻意曲解歷史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蓄意虛構一個有別於中華民族的「香港民族」、宣揚「香港民族」備受「中國人」的迫害、惡毒抹黑貶損排斥內地同胞、刻意建構一個與「中國人」特別是內地中國人水火不容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並以那些論述和「理論」為依據鼓吹各種包括「港獨」在內的各種本土分離主義主張,竭力挑撥香港人與中央、特區政府、「新移民」和愛國人士的關係。

在思想領域為反對勢力所主導和操控的情勢下,不但「人心回歸」成為鏡花水月,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踐難以實現,就連國家安全、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特區的有效管治也無法維護。尤其讓中央憂心如焚的,是作為香港未來主人翁的年輕人受到愈來愈嚴重的蠱惑和毒害,他們狂妄地以香港的「拯救者」姿態積極參與各種反共反中反政府的暴亂。長遠而言,隨着世代更迭,不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愈趨渺茫,香港甚至很有可能成為國家民族的禍患和外部勢力可資利用的、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顛覆、滲透、情報和破壞基地。

反對勢力蓄意虛構一個有別於中華民族的「香港民族」。(亞新社)
反對勢力蓄意虛構一個有別於中華民族的「香港民族」。(亞新社)

推進「人心回歸」 中央對港政策重點

大概在十多年前開始,面對愈來愈惡劣的香港人思想的變化,中央猛然醒覺「人心回歸」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愈來愈多國家領導人和中央官員認識到必須扭轉香港人尤其年輕人對國家和民族離心離德,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敵意漸濃的趨勢的不斷發展。

「人心回歸」作為概念和目標的提出和愈來愈受到重視,便是順理成章和避免不了的事。只有當「人心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踐、國家安全、和洽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香港的繁榮穩定和良政善治才有堅實的思想保證。因此,近年來,中央對在香港推行國民、國情、憲法、《基本法》、歷史等思想方面的教育愈趨重視,並督促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積極和加强推動相關的工作。

然而,在香港的政治局面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中央又基本上執行「不干預」、「不管就是管好」或「不干預但有所作為」方針,對特區政府沒有提出明確要求、監督、支持和問責,從而是較為被動的對港政策的大環境下,「人心回歸」的工程在特區政府的半心半意、投入不足、目標模糊和認識有誤的情況下踟躕前行,很多工作流於形式、虛應故事、濫竽充數,不少時候虎頭蛇尾,根本沒有顯著具體成效可言。尤其令人沮喪的,是不少特區官員對愛國力量有鄙視牴觸情緒,所以不會願意積極在「人心回歸」工作上與愛國力量形成「合力」。

近年來,推進「人心回歸」迅速成為中央對港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2014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特別鄭重指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

2019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更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求:「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對此,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圍繞上述的教育「完善相關的教育制度和體制機制,不斷增強全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特別是要正視長期以來香港在國民教育存在的缺失,切實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引導、支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中央明確要求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情、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亞新社)
中央明確要求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情、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亞新社)

平心而論,由於中央已經把「人心回歸」視為重要戰略任務,最近兩、三年特區政府在學校內推動中國歷史教育、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方面較以往積極,但力度和成效則遠遠不足。特區政府在公務員的培訓中也開始添加了一些提高對國家和一國兩制認識的課程,而投考公務員職位的人也需要具備對《基本法》的基本認識,算是聊勝於無。畢竟,在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因為要應對香港的暴亂和新冠肺炎疫情而疲於奔命、焦頭爛額,「人心回歸」工作不會是特區政府的當前急務,更何況中央對「人心回歸」的重視不可能迅速得到那些負責教育和宣傳政策的官員和公務員的認同。

毫無疑問,中央將「人心回歸」視作迫切的戰略任務,並保證會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的工作,帶來了特區政府的問責壓力,有利於促使特區官員把工作做好。中央對「人心回歸」的重視,也會提升愛國力量的積極性,讓民間力量為「人心回歸」多出點力。中央的立場和決心既然已經清晰宣告,則過去反對和抗拒各種與改變思想有關的工作的勢力也會知所收斂,從而稍微減少「人心回歸」工程的障礙。

同樣重要的,是隨着過去幾年中央在香港大力實行「撥亂反正」政策和措施迅速取得成效,而香港面對的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一系列對「人心回歸」工程開展有利的因素陸續出現,因此可以對「人心回歸」的最終實現作較為樂觀的預期。

淺談「人心回歸」 2-1

原刊於《紫荊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劉兆佳